近年间，驾车往返于上海与武汉，途中我总是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某次行驶在皖南，忽然看见路标上出现“桐城”二字，我立刻想到了桐城的朋友，脱口说道：“该去桐城看看陈所巨了。”虽说所巨兄已离世数年，之前我和他也已十来年没有联系，但在想起他的那个瞬间，我只觉得他依然自在地活在他的家乡桐城和他的文字里。

    1986年我调入《中国文化报》副刊部工作，主管副刊的副总编大约觉得我有些编辑经验，又想试探一下我的能力，便在我刚上班时，就责令我两天内编出一个版的稿件。我确无准备，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来稿中海选。没想到这份新创办不久的报纸副刊，对地方作者还有一定的吸引力，投寄给副刊的稿件中，颇有名气的作者、水准不低的作品都有。就是在这里面，我看到了安徽作家陈所巨的来稿，那是一组散文诗，其中一章写的是酒后对草原的灵感投影。编发之后，我便与陈所巨有了书信往来。

    1988年4月我去安徽参加亳州诗会，自知不在诗人之列，开幕式时自觉坐在侧方。主持人将与会者逐一介绍，我毫不意外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相当意外地听到了陈所巨的名字。到场的人实在不少，我抻着脖子找了一圈，仍不知所巨所在。开幕式一散，一个中年汉子快步走来，数步之外就已伸出右手：“蒋力，我是陈所巨！”握手、叙谈，不像初次见面，恰如久别重逢。他当即约我诗会后去桐城，我也毫不犹豫地应了下来。

    诗会的最后一天，适逢我30岁生日。下午，与所巨等人抽空出城，观赏路旁田边的泡桐花，陶醉于我们都喜欢的雪青的花色。晚上有联欢会，今仍记，白族诗人晓雪在联欢会上朗诵艾青的名诗《我爱这土地》。更热闹的是酒会，所巨率“皖军”与各地诗人酒战颇酣，“皖军”中不胜酒力的，似乎只有写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梁小斌，其他个个好酒量，包括前辈诗人严阵。我不敢与“皖军”叫阵，但也喝得超量地爽。

    次日搭乘长途车去桐城，不错，就是那个诞生了“桐城派”的地方。所巨陪我参观文庙（文章之邦，文庙明代即成），登龙眠山（宋代大画家李公麟晚年隐居、作画地），赏披雪瀑（清代文人姚鼐有《游披雪瀑记》），看六尺巷碑，逛石板老街集市。游走时他请我喝了俗称“桐城一绝”的龙眠山茶，他说这茶很香，多泡一些更好喝。途中总有人跟所巨打招呼，最多的称呼是“陈主席”。那时所巨是县政协副主席，还担任县文联主席。

    印象最深的是所巨的家，还有在他家的闲聊。所巨的家就在老街旁边的斜坡上，是个独院，小二层。顺坡而下的一注溪流经过他家门外，他说：“我这里连门牌号都没有，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水。”我说：“门前流水尚能西。”他接：“谁道人生无再少。”这样说着，我们就进了门，走入桂、竹、木樨簇拥的小院，嫂夫人已经在灶间下厨了。二层的一间是所巨的书房，挂了一幅晓雪的书法。闲聊时说到1980年的“青春诗会”，那会儿他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了。当时我从外地赶回北京，去《诗刊》社看望同在诗会的徐敬亚、王小妮、舒婷和常荣，却与所巨失之交臂。我说：“《诗刊》为诗会出的那期专号我还保留着呢。”他说：“8年之后终于见到了，这是缘分。”那天吃饭时，所巨喝得不多，我以为是家有贤妻的缘故，后来才知道他的心脏不是很好。临别时他送了我一本书，是他的诗集《在阳光下》。扉页上，他写了这样几句：

    有一座小房子在龙眠山下/

    有一年春天我们在楼台上/

    你吸烟/

    我看燕子在寻找做窠的地方/

    天气晴朗/

    这时候什么也没想

    别后不出一月，所巨写出《蛙居随笔》，专说这座“小房子”。他喜欢蛙居处于田畴、溪水之间的位置，以为偏安乡野，能有一处房子存身，有一片宁静存心，自可别无他求。他感谢设计师为蛙居设计出诗的潜在：夜，由小平台远眺，越看不见，越觉得看得更远。

    再次见面是在冬天的北京，在美术馆旁边的街头小馆吃涮羊肉。一瓶泸州老窖，不敌友情诗情。瓷瓶挺重，酒倒尽时，所巨直疑不足斤两，显然是未尽兴。

    1993年，所巨的身体就已亮起红灯，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近期我身体不太好，医生又要我戒酒，但戒了酒还有多少乐趣？但这次看来不戒不行，心脏毛病，不可等闲视之。当然，若遇仁兄，当仍是舍命陪君子。”他与我相约，来京时一定“再酣畅一次”，他甚至写过一篇随笔，题目就叫《有酒才好》。

    2005年9月，《陈所巨文集》（七卷本，含诗歌、散文、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我读过的不足十分之一）面世；同月，陈所巨往生净土。

    所巨是居士，一生念佛。最后所作文章，题《猜测与暗示》。在世的最后一天，高烧的他要求出院回家，医生迟疑，他坚执。回家后退烧；往生前，闻佛经三次绽露笑容；往生后，面容栩栩如生。那年他才58岁！（北京晚报，文/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