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 “解封”后开往省外的首趟始发列车。图丨新华社

    导语：这两个月里留在武汉的外地人，此刻能离开，谁会不激动呢？但真的要告别时，或多或少有些失落和不舍。一时间还没有答案，但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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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一步步向前，验证、扫码、进站，程序比预想的要顺利许多。诺大的候车厅还没嘈杂起来，座椅、商铺、检票口，也大多空着。就在4月8日上午七点，武汉发出的第一趟高铁在轨道上滑出——停摆76天，城里的人们对秩序和流动的渴望从未如此迫切。

    只是旅客大多沉默着，不时举起手机拍几张照片，想要记下这个瞬间。终于离开了，周浩还是有点没缓过神：2020年1月23日，他从上海回湖北荆门老家过年，需要在武汉转车，遇上了封城，只好投靠一个朋友，在出租屋里隔离了76天。在陌生的城市里隔离了两个月，这段时间对他意味着什么？一时间还探不到答案，但眼下顾不得那么多，看着窗外的风景加速后退，周浩松了口气，起码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原本要回北京的苏祎，也在4月8日早晨坐上了前往上海的高铁。凌晨四点，苏祎爬起来。前一晚，她早早收拾好了行李，等着天亮之后，志愿者送她到火车站。她特意拍了一段视频：查身份证、扫绿码，十分钟就顺利进站。车厢基本已经坐满。

武汉站，人们排队检票进站

    3月22日，得知可以离开武汉时，苏祎就开始准备了。到底回到哪呢？她四处打电话——北京的电话，告诉她要由社区对接才可以返回；放心不下，又打河北、天津的热线。最后，她考虑到上海：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还在上海。自己是制片人，马上开机的电影投资方也在上海。

    市长热线打过去，苏祎询问，能否自行在上海家中隔离，当时工作人员没有答复。不久之后，她接到对方五次打来的电话，一个个解答她的问题，还帮她对接好了居住的社区。那段时间，她还联系了武汉市长热线、以及在武汉居住的社区，最后去了洪山区政府，这是她在家隔离68天后第一次出门。区政府回复她——如果想在4月8日前离开，需要去做核酸检测，还有开复工证明。但如果是4月8日以后离开，只需要持“绿码”就可以了。

    隔离期间，下楼倒个垃圾，苏祎要给自己消毒半个小时，想到为了做核酸检测等证明，要去医院接触更多人，她决定挨到4月8日再走。直到武汉解封前一天，她在京心相助APP里提交的返京申请已通过，指定她乘坐某一趟高铁返京，等到苏祎想买票时，发现这趟车未来十天的票都已售罄。而武汉前往上海还有车次。对她来说，能离开武汉，就已经是向新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同在武汉洪山区的另一户居民楼里，邓媛媛的父母也几乎整宿没睡。两位老人当初兴冲冲来武汉为儿子筹备婚礼——1月20日，从老家郑州赶过来，当天晚上从电视上听到钟南山说“肯定人传人”，他们留在了武汉。

    疫情最严重时，一家人半个月都没有下过楼，家里没菜吃，也不敢出门。直到3月25日，得知武汉开始松动时，邓媛媛就天天拨打郑州的市长热线。起初在武汉社区登记了滞留人员信息，三天登记一次。郑州方面隔了几天反馈：从武汉回去需要自费隔离和做核酸检测，每个人大约需要3500块钱。几个人加起来，是笔不小的费用，去了郑州能否及时返回也是问题，邓媛媛还是有点顾虑。

    4月7日下午五点，他们在郑州的媒体上看到河南省下发了新政策，可以提供免费的核酸检测。如果结果呈阴性，也就不需要再隔离。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刻开始收拾行李，当晚过了零点，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不少武汉周边的人纷纷开车排队出城。一家人看到直播，心里觉得踏实不少，第二天一大早，邓媛媛决定开车五百公里，送父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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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的日子，周浩零星记得一些片段：疫情最严重时，出租屋恰巧停水停电，后来联系到社区志愿者，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买不到菜时，小店老板一家一家送菜。这期间他见识到了武汉人的暴脾气和真性情——有一次买菜群里一位阿姨要鱼，小店老板好不容易买到一条，结果阿姨说要鲫鱼做汤，惹怒了老板。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老板还是弄来三条鲫鱼送到了门口。阿姨也觉得愧疚，做好饭之后，亲自送给老板。

    “武汉人很少说对不起，都是直接用行动弥补愧疚。”而周浩也在这样的经历中停下脚步，参与当地人的生活，离开武汉时，觉得和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羁绊。

    最初的日子难熬，齐泽伟现在也不愿意回想，他太紧张了。“睡在酒店，听到隔壁有人咳嗽，第二天听见更多的咳嗽，导致晚上常常做噩梦，被吓醒，出一身冷汗。”至于吃饭，去超市一次买了四百多块钱的饼干，“吃到看见饼干就想吐。”

    年前，他本来打算去成都旅游，临时决定在武汉下车，先逛几天，没想到遇到封城。因为对酒店的消毒卫生不放心，换了五六家，直到找到一家“每天测体温、消毒十次”的酒店，才放心住下来。一个多月后，他在微信上看到，方舱医院招募消防志愿者，就报了名。去方舱，说不怕是假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事情做，就意味着能抓住一点希望。

    志愿者的工作并不轻松，每天七点起床，三到五公里的热身，然后消防演练、巡查，直到晚上十点多，二十斤的作战服穿在身上，走一两公里就要大喘气。几天下来，齐泽伟觉得自己瘦了至少十五斤。但方舱的伙食不错，不用再靠饼干度日，每餐三荤一素吃不完，就去喂医院周边的流浪猫狗，压力逐渐被排解。

    形势一天天好转：八九天后，方舱关门，齐泽伟被统一安置到了一处隔离点。到了之后，他才发现，好多火神山、雷神山的“英雄志愿者”也在其中，这让齐泽伟感到兴奋。

    门还是不能出。但比起最初到武汉，齐泽伟的心态完全不同了。他做了核酸检测，放下心来。工作人员每天会把饭菜放在门口，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接到指挥部的电话，询问他4月8日是否愿意离开武汉回河南。提供了身份证，齐泽伟没再为这件事操心，火车票由上面统一购买，当天会有专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在武汉的两个月，齐泽伟没向父母和好朋友提起过，他用另一个微信号每天更新朋友圈，晒美食、晒风景，假装自己还在旅行中。知道他行迹的反倒是不太熟的朋友们，“关系近的人知道了反而会有心理负担。”返回河南之后，他打算依然守住这个秘密，但这段经历已经改变了某些东西，“在这里拼的就是免疫力，健康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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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封只是一个时间刻度，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同样摆在留下和离开的人面前。苏祎筹备的电影签了合同，6月底之前必须开机，她所在的影视行业这两年本就行情不好，加上这次疫情影响，受创率更是百分之百。

    按照先前的计划，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北京和导演确定最后的剧本，但眼下，一切都被打乱了。但苏祎觉得还是要加快努力，争取让电影顺利开机、拍摄、上映，“我们这个电影也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片子，希望也能鼓舞一下大家。”

    隔离那么久，情绪上的起伏难以避免，她觉得在武汉待了两个月，自己变得多少有些患得患失，“看到那些振奋温暖的东西，情绪会很高昂，但一想到同行们都开始为事业打拼，我又觉得自己掉队了。”

    几年前，苏祎就做过一个关于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剧本，当时两个编剧还做了大半年的调研，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剧本没有做成。现在，她想重启这个剧本，因为经历了武汉从封城到解禁的整个历程，一路走来，苏祎觉得有很多东西还可以传达给观众。

    而邓媛媛的父母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在武汉隔离时一度报名想去医院做志愿者，由于年龄偏大没被允许。后来被家乡的单位领导误会，觉得他们不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邓媛媛替父母委屈，“被隔离的日子那么煎熬，如果能离开，谁愿意不回去。”她希望这次回去之后，能好好替父母解释一下，相信湖北之外的人也会对他们多些理解。

    原定于三月举行婚礼的弟弟，也打乱了计划。年初双方父母准备好了请帖，订好了酒席，眼下武汉的情形，可能要延后到九月才能举行。疫情期间，邓媛媛失去了外公。老公的一个表妹不到30岁就去世了，还有一位朋友的家人也因为其他疾病而离世。这些都对邓媛媛触动很大，经历了这么多得失，现在一家人在武汉没有被感染，都健健康康，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武汉解封之后，滞留的外地人带着关于这座城市的各种记忆离开，那些此刻还留在城里的人，等待着正常生活的开启。（来源：腾讯谷雨实验室，文/许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