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砖上的饮酒图.资料图

    道立于一，而化成万物。在裂变中走向统一，在统一中实现裂变，我国数千年的饮酒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仿佛一直巨型的隐推手，不仅成就着我们酿酒人不断激扬的梦想，更丰富着人民的生活，传承和弘扬着独具我国特色的酒文化。

　　在《东方酒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酒文化典籍和文物、文献中，汉代的饮酒风尚与我国现代相似之处甚多，对于当前我国酒道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数千年来，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经历王朝更迭和形态兴替，但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和血统的人民却渐渐融入其中，渐渐趋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史》中的一个假定：“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中国人，若在公元8世纪复活，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服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会注意到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我国的酒文化史更是如此，仿佛是一条看不见的魔线，在不断融合、创新与发展的轨迹中，保持这高度的贯通性，进而形成了我国酒文化以道为魂、以政为导、以人为本、以礼为表、以艺为媒、以技为线的弘博体系。

　　酒文化的功用

　　史料证明，由于社会生活改善，汉代的酿酒业已经颇具规模，饮酒也渐渐从皇宫贵族向寻常百姓普及，渐成普遍之事。饮酒不仅是人们追求高尚生活的方式，而且早已形成了以酒会友、情感交流为主要内涵的聚饮形式。汉代人对于酒的价值的认知虽然处于浑沌状态，但对酒应用却极为广泛。《汉书·食货志下》认为：“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后汉书·周燮列传》即有“岁以羊酒养病”的实例，说明酒认为是饮食养生中不可或缺的尚品。

　　汉代文人更是把酒的当作至高无上的圣品，多位文人都写过《酒赋》，他们对于酒价值的讨论对后代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邹阳《酒赋》认为：“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醴醪既成，绿瓷既启，且筐且漉，载篘载齐。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王粲的《酒赋》：“彰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既无礼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曹植的《酒赋》既表达了文人的轻快：“嘉仪氏之造思，亮兹美之独珍。……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饮者并醉，纵横喧哗。……于斯时也，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赞美之辞溢于言表。同时也表达出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政治家的幽思：“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确实，汉代关于酒的争议不仅一直存在，而且争论激烈。汉高祖刘邦建国初期，群臣饮酒争功交恶，以致朝堂之上混乱不堪，连日常的朝政都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叔孙通制定了一整套的饮酒礼仪，“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东汉末年，擅以酒为诗的曹操出于政治的考虑，颁布禁酒令。一向嗜酒如命的孔融不仅私饮私酿，而且写了一篇著名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宣扬“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把酒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孔融的公开反对，导致禁酒令难以实施，曹操专门给孔融回了一封信，引用《尚书·酒诰》的观点，再次重申他的酒政思想和禁酒决心。孔融却置之不理，依然“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孔融传》）。由于孔融一再以身试法，且通过饮酒结交权贵，最终被曹操处以死刑。但值得玩味的是，曹操拟定的孔融的罪名却是“不孝”，与酒无关。大概因为汉代名士多以酒出名，且统治者历来有“宽宥之”的传统，因酒而处死名士，实在有失政治胸襟。事实上，处死孔融确实给曹操的政治生涯抹上了一笔污点，成为后人讨伐曹操戕害名士的一项重要证据。

　　稽古创新的酒政

　　鉴于饮酒风尚伴随经济发展而日渐炽盛，汉朝统治者不断调整酒政措施，以适应经济社会与百姓生活的变化。在现实执行中，不仅充分考虑饮酒影响的双重性，而且也兼顾到酿酒业对于经济发展和财政的巨大贡献。汉代酒政，更是对于后世酒政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汉初年，“文景之治”时期，朝廷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曾经多次颁布禁酒法令，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经济发展和治安稳定，也出台了许多禁酒条令。

　　从西周建国初期摄政王周公旦发布的《酒诰》起，历代政府都会严格执行禁酒令，但考虑到饮酒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往往通过礼乐等形式加以限制和约束。即使在周室衰微的东周时期，畅饮也认为是礼崩乐坏的事情。

　　西汉建国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朝统治，废除秦朝苛政，实行疏阔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民休养生息，但惟独禁酒令则不在蠲除之列。随着经济复苏和民生富足，各级政府颁布的禁酒令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于是到了汉宣帝时期，皇帝下达诏书：“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

　　此后，汉代酿酒业的发展迅速。据《汉旧仪补遗》记载：“太官主饮酒，皆令丞治，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人”。太官的职责是控制官营酿酒和国事用酒，下辖劳动力多达3,000人。《后汉书·邓皇后纪》记载：“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可以窥见官营酿酒的经费开支。太官所监酿的酒，不仅要用于皇室、国事，还要用于朝廷赏赐。《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赏赐“年八十已上……酒五斗”。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比比皆是。

　　除了朝廷酿酒之外，各地政府也有自酿的官酒。《汉书?食货志》曾有记载，王莽时期，有人建议“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官府酿酒规模可窥一斑。

　　民间的酿酒业更是兴旺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富比千乘之家”。刘向《列仙传》则形容：“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万钱”。

　　由于看到了酿酒业的规模、产值和利润已经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以及高额的利润回报，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即官府控制和垄断酒类商品的流通，通过行政手段将民间生产的酒收归官府销售。是为西汉榷酒制度，也是我国酒类专卖制度的开始。

　　榷酒制度确立初期，确实达到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限制酿酒的目的，但由于榷酒制度阻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沟通，极大地伤害了酿酒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酒的质量严重下滑。于是在执行了18年之后的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即从酒类专卖转向从量计征的税酒政策。

　　从榷酒转向税酒，国家财政收入是否下降，目前没有确凿的史料加以证明。但较之榷酒，税酒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更有利于酿酒业的规范发展，也更有利于国家调控经济利好民生。

　　汉代饮酒的娱乐精神

　　自古以来，饮酒视为一项盛大的娱乐活动，至汉代而达到了第一个顶峰，并对后人的饮酒风尚形成了标杆作用。

　　蔡邕《与袁公书》有“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清醴、燔乾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的清雅，《古诗十九首》更有“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的畅怀。这些都是汉代聚饮成风的真实反映。

　　首先是帝王的示范作用。据《汉书》记载，刘邦在建国初期，曾经“置酒雒阳南宫”，请诸位大臣讲“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在酒精的作用下，君臣之间畅所欲言，最终得出结论，萧何、张良、韩信，“皆人杰也，吾（刘邦）能用之”，而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这是一段后人不断传诵的绝世佳话。倘使没有酒为媒介，君臣之间敞开心扉，何其难也。刘邦回到家乡设宴款待乡亲故旧，酒酣之处“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完歌，“上乃起舞”。这样的饮酒方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歌以相合，舞以相随，歌舞昇平，群情和谐。

　　纵酒行乐，在汉代已经极为普遍，《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极为形象地描绘了歌与酒相谐同趣的景象。到了东汉末年，此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曹丕曾经在《典论·酒海》中描述：“郡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他还例举“三爵之雅”和“避暑之饮”来描述当时饮酒风气之盛。三爵之雅，指刘表饮酒分为三爵：伯雅（七升）、中雅（六升）、季雅（五升）。而且刘表还专门准备了针锥，客人“醉酒寝地”就用针扎，直到客人毫无反应为止。避暑之饮，指刘松，在盛夏三伏的时候，“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避一时之暑”。

　　由此可见，汉代贵族对于饮酒之投入，宴会之铺张，可谓空前。各种酒会更是花样翻新、形式繁多，但风雅格调却各不相同。一种是音乐与酒交织，形成和谐的整体。例如《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与一名小吏为邻，“吏舍日饮歌呼”，影响了相国府的日常工作。相国府工作人员于是把曹参引到后院，希望相国听见醉酒狂歌的噪音，引起反感，制止墙外小吏的行为。没想到曹参“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实际上，曹参“日夜饮醇酒”，是韬光养晦的一种策略。萧何去世以后，曹参继任相位，吕氏外戚专权，政局复杂，曹参的欢饮无度，其目的在于明哲保身。有同僚和下属认为曹参毫无作为，就来找他理论，他立即摆上好酒与来者共饮，当来者瞅准机会再要谏言时，他再次举杯劝饮，直到此人烂醉如泥为止。而另一种则纯以纵欲为主。例如《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广川惠王“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汉书·张禹传》记载，张禹身为相国，“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有时还会到后堂去，“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

　　汉代歌与酒相伴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提高饮酒的欢乐气氛，以便所有的嘉宾都能同享欢乐。相反，若一人向隅，则满座不乐。如果有人饮酒欢歌且手舞足蹈，同席的人必须离席随和，否则将视为不敬。《汉书·灌夫传》就记载，灌夫生性耿直，魏其侯窦婴邀请武安侯田蚡饮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蚡，蚡不起。夫徙坐，语侵之”。从此之后，两人就结下仇怨。后来在田蚡的陷害下，灌夫定为不敬罪诛灭九族。

　　贵族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民间，老百姓也把饮酒聚会搞得有模有样。根据汉代法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汉书?文帝纪·文颖注》）。只有在“大酺”之日，朝廷才会颁布诏令，允许百姓饮酒聚会。而实际上，这一法令后来根本无法实施。《盐铁论?散不足》就有“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耽湎沈深酒，铺百川”的记载。

　　推陈出新的汉代酒礼

　　汉代的酒礼于今日看来，虽然依照古制，但于今天亦多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座次和饮酒姿态两个方面。

　　汉代的聚会饮酒，坐席有着严格的礼仪要求。汉代的酒席采用席地而坐的方式，一人一席，要求“跣而上，坐之宴”（《韩诗外传》）。在座次安排上则不分主客，只讲究嘉宾的身份等级。最尊贵者东向而坐，级别相等的人可以并排坐在一起。如果某人与他人级别都不相同，则独占一行席位。鸿门宴上，项羽东向而坐，就是希望在气势上压倒刘邦。而如果某人“自坐东向”，除了给人感觉“摆谱”之外，有时还显示出几分可爱。例如周勃从小不喜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由于当时人饮酒时席地而坐，相互敬酒多通过举杯示意。但下级向上级敬酒，则必须“引卮酒进上”，即两手捧着酒杯向前上方高举。此时，敬酒者上身竖直而双膝着地，是为“膝席”。上级向下级敬酒，则下级必须离开席位，跪伏感谢，表示不敢当，是为“避席伏”。而且无论敬人还是被敬，必须把酒杯倒满，还要一饮而尽，时称“引满举白”。如果发现杯中尚有残余，则会强行罚酒。这一酒礼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有极为集中的体现。卸任丞相的魏其侯请在任丞相的武安侯饮酒，武安侯敬酒，“坐皆避席伏”；魏其侯敬酒，则“独故人避席，余皆半膝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此刻一览无余。灌夫敬武安侯酒，武安侯说“不能满觞”，灌夫却说：“将军贵人也，毕之”。灌夫是一个没落贵族，本没有话语权，武安侯却如日中天，一言九鼎。灌夫生性耿直，做了如此鲁莽的事情，武安侯并未动怒，非修养极高，而是因为汉朝的酒规矩如此，武安侯不好公然破坏规矩。

　　汉代饮酒风气也有不好的一面，强行灌酒已经成为极普遍的事情。《汉书·游侠传》记载，郭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陈遵每逢“大饮”，“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后人多把这种方式当作主人热情好客的表现，而实际上与科学文明的饮酒方法不符。《汉书·高五王传》还记载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案例。有一次皇室饮酒，吕后请行伍出身的刘璋为酒吏，刘璋就以军法行使酒令。吕氏宗族有一人因为不胜酒力，企图逃跑，结果被刘璋逮个正着，“拔剑斩之”。因为喝酒而搞出人命，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但吕后已经赞许了刘璋酒令如军令的做法，众人也只好隐忍默认。只可怜那厮醉鬼做了无辜的冤魂。

　　相比之下，民间饮酒的规矩则少一些，饮酒的氛围也轻松。民间饮酒首先是礼仪所需，各种祭祀均离不开酒。其次婚庆、节庆、生庆等许多喜庆活动都要通过饮酒来增添热闹气氛。而且，老百姓认为酒是百药之章，能够驱邪祛病，对于酒的认识，除了酒神崇拜之外，更多的是自我关怀。

　　汉代酒文化思辨

　　汉代是我国社会制度发展的初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文化上仍处于社会变革的动荡中寻找传承与创新，因此表现出昂扬向上和雄浑瑰丽的特征。汉代的饮酒风尚从简朴走向奢靡，与之不无关系。

　　当前的时代与汉代在时代发展轨迹上多有相似之处，酒文化的变迁也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当前我国文明饮酒风尚逐渐占据主导，酒的文化建设在守正与创新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体系。

　　汉代作为我国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有许多需要总结和传承的历史经验，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和扬弃的弊端。历史传承如斯，酒文化传承亦如斯。（来源：全球品牌网，文/程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