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佛禅诗几乎贯穿了苏轼一生。彼时，禅宗思想盛行，恰逢苏轼政治失意、远离朝廷。由此，苏轼自觉地接受佛禅思想并融会贯通，将佛禅融入自己的诗作创作。不仅如此，禅宗也对苏诗的思想内容产生巨大影响，使苏诗具有更为深邃的精神境界和更为洒脱的人生情怀。

    不一般的人生经历让苏轼尝尽人生况味，而佛禅思想的发展迁移，为他自主接受并寻求禅宗的玄妙义理提供了渠道。众所周知，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的一大低谷，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影响了他的思想。这一时期，苏轼在创作时大量引用佛禅经典的典故，如《楞严经》《维摩经》《法华经》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苏轼，真正地通融佛法，佛学修养达到较高境界。“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甚大，身陷囹圄的苏轼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身心煎熬，但这也成为他深入禅宗思想的一个重要契机。正值壮年的苏轼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人生真谛。黄州这个小地方给了苏轼一个绝佳的机会去冥想和寻觅。也是在这里，他在东坡耕田，“东坡居士”由此得名。

    传诵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正体现出苏轼思想的转变。词的上阙追念和凭吊千古英雄人物的风范、气度，下阙抚古思今，歌颂英雄伟业，发出一声“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轻轻叹息，将之前所述的种种功业尽皆消弭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这轻轻一叹，给这首词带来了高远深邃的艺术思想与价值，令人心颤。这也是苏轼词给我们带来的审美享受。

    根据自身需要，苏轼在学佛过程中主要吸取了华严宗“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主要体现在“乌台诗案”后，仕途的失意、磨难，加深了苏轼对人生荣辱、悲欢的认识，推己及人，对万物产生悲悯之情，形成佛家倡导的众生平等的思想。纵使命运不公，也不能颓废度日。于是，苏轼追求心性的解脱、灵魂的自由，帮助自己从悲苦中解脱出来。禅宗一向重视心的觉悟，要求世人摆脱世俗的贪嗔，倡导在现实生活中“来去自由”“自在解脱”，达到安心接物、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

    元丰五年，是苏轼在黄州时期创作的巅峰，这一时期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这些作品抒写出苏轼悠然旷远、超逸绝尘的人生姿态，表达了他旷然豁达的性格。

    在惠州、儋州时期，苏轼已步入人生晚年，对功名利禄、利害得失早已抛却身后。苏轼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领悟佛禅的真谛，他的佛禅思想日趋圆融，并融汇于自己的思想当中，实现了自身生命之于佛禅的体验，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生命答卷。苏轼这一时期的创作，实现了对于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脱，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思想也臻于至境。从苏轼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到，一旦人挣脱了世俗名利的捆绑，着眼于精神层次的追求，就可以超越自我、超越生命、超越生死的界限。

    晚年的苏轼研习三教，创作了许多融汇三教同时引用佛典和道教典故的诗作，对于儒家入世哲学、仕与隐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与扬弃。苏轼并不是简单地引用典故，而是表达了他对佛禅的思考。这一时期，苏轼以禅宗语言为诗，更具哲理性，思想更深邃。因为禅宗思想已深入骨髓，融入思想，禅即是我，我即是禅。

    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僧友维林陪伴，可见禅宗义理对他生命的慰藉。在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他写道：“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这里不仅有对生命“无身则无疾”这种《金刚经》式的禅辩，还有对于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脱，也是苏轼思想臻于至境的表达。（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吉晓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