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载：“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魏晋玄学大盛，注《庄》者不下二十家，窃以为如此读《庄》，可得哲人之心。齐桓公于堂上读书，轮扁曾云：“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大道无言，能言者，道之粗也。庄周著书，正是要知者忘言。

    言及其所构成的文本体系，不过是“道”的勉强指向，且并非唯一或最佳。以“道”为目的，对读书不以为然，确也无可厚非。禅宗不也主张不立文字，棒喝顿悟么?阅人既夥，阅世既深，谓《庄子》“了不异人意”，不过是中年不惑而已。王阳明少读《礼记》及朱子，格竹七日，劳思致疾，其后谪贬贵州，于沟壑辗转中，方悟道不外求，转重朱子“学问根本在日用间”(《传习录下·朱子晚年定论·答潘叔恭》)、“更当于日用之间为人之本者，深加省察”(《传习录下·朱子晚年定论·答林充之》)。所谓吾之大学在人间，而不必尽赖于书也。阳明此后教人读书，“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传习录》上)，以免死于章句。至颜习斋，耗竭一生心思精力，仍未于群经中觅得尧舜周孔之道，愤然曰“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扫天下之人才”(《四书正误》卷四)；更谓以往读书，犹如吞砒：“于途次闻乡塾群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入人群，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朱子语类评》)

    前哲反思读书之弊，既有鉴于语言及其所组构之文本的局限性，更因他们认为道之体认，非经验与力行不可，还因读书非唯增善，亦且助恶……凡此，皆须作具体分析。古今坟典，即便言不尽意，总有部分可启导后学，以免误入歧途；力行践履，也是印证及走入经典的有效方式。故其人反读书，如李白讥“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嘲鲁儒》)，是反死读书、读书死者。世间另有一种识见，以为读书人冥顽迂阔，百无一用，“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章碣《焚书坑》)，此种纯以事功、成败为价值判断的反智传统，与前哲见地南辕北辙，绝不相类。

    盖读书之迂，有死读、读死之迂；也有守正持道、有所不为之迂。后者不能阿世取荣，更做不到谲诡其术而渔利天下，乃读书真义所在，而为真哲所表彰。与读书之“迂”相对，自有一种读书之“智”。朱维铮先生曾谓刘、项等是国史“不学有术”之人，此种“术”生长于社会生活，不必通过读书即可获得，正如清初颜、李学派的“道”，也不必定要经由读书，“术”、“道”皆可由书外获得。先哲不排除读书亦可达“道”，后学固亦可由读书通“术”，更可“道术以为天下裂”，以其“术”而惑大道。则刘、项设若读书，一样无妨“坑灰未冷山东乱”，且有过者。此所谓更怕流氓有文化也。

    故前哲反读书，乃鉴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针对读书非但不能明道修德，反而增人狡黠，败坏心术，包含了更深一层的忧虑。《庄子》此论极多，而以《胠箧》尤为痛切。“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天下以“道”，取天下及惑天下以“术”，人之谓“文明”者，在庄子看来，有多少却是“文暗”、“文惑”、“文黠”。其云“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真堪振聋发聩。后代读书人如过江之鲫，“文明”者几何，“文惑”者几何，“文惑”而自以为“文明”者几何，乃至“文黠”者又几何!

    “文”本通“纹”，文即饰也，饰即伪也，人若无“文”，形同禽兽，而人之文明，又杂陈多少伪惑、淆乱、狡黠，此真人类无可奈何之宿命。阮籍《咏怀诗》(洪生资制度)，那被服有常，举止得体的儒生，作为文明的产物与传人，在诗人看来，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或许这还只是积习使然，无心之伪；又有一类，如《庄子·列御寇》篇中吮痈舐痔者，蚁附蝇趋，更无足论矣。阮籍亦尝被迫为人作《劝进表》，而内心愤郁，文成数月，即溘然长逝；若吮痈舐痔之辈，以文助恶，吞砒如饴，必无阮氏之痛。

    陶渊明才高学富，而五子皆不学，陶作《责子诗》：“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知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或谓渊明“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遣兴》)，是恨铁不成钢。而细味全诗，诸子不好纸笔、不爱文术，恰免吞砒之害，而得上树觅梨、提竿打栗之自然趣味，一派天真。诗题“责子”，而全篇洋溢溺爱之情，哪里有半分责备的意思。陶渊明质性自然，难容矫厉，五子不学，正可健康活泼地成长。

    由读书、文籍之伪，转尚自然浑朴之真，正是文明自身的清创排毒。文明进程愈加深入，其创毒也随之深入，在《儒林外史》中，吞砒之毒，几乎已不可救药，于是，最闪光的人物，便是那寄食寺庙的写字人季遐年、做裁缝的荆元、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且说裁缝荆元，也弹得琴，写得字，做得诗，有朋友就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荆元回答：“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真是神仙一样的人物。那朋友听了这番话，也就不和他来往了。

    再如茶馆小老板盖宽，生意总不大好，日子抠抠索索，邻居一老爹时常过往，一日邀他顺便上雨花台绝顶看看，书中写道：“(两人)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两个人缓缓的下了山，进城回去。”二人光风霁月、清简洒脱的气象，与严监生、范举人等比起来，真如云泥。不过，这一幅斜阳悲歌的图景，透示着沉沉伤感，也令人胸闷。本回的回目是“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想那吴敬梓饱读诗书，主盟文酒，到头来却要在儒林之外，去听那高山流水，悲夫。天地有大书，为圣人之所法，法圣人，何如法圣人之所法。三千年圣贤华章，满世界头巾碌碌，更为长久的，竟是那引车卖浆、渔歌樵唱，岂无由也。

    从学校西门出来，每每见宏基广场烟火喧阗，卖水果的，烤羊肉串的，挤大排档的，熙熙攘攘，不知其中可有荆元、盖宽这等人物。转思古人之议论，回望楼宇之茫茫，不禁想，在西门口支炉烤串，可免吞砒否?（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