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是从腊月二十开始的。卖爆米花的小贩走村串户，小朋友们追着他跑，几家人一起熬上一大锅麦芽糖，热热闹闹地围在灶台旁切米花糕。家家户户都会把屋里的桌椅板凳擦擦洗洗，晾在田埂上晒太阳，小溪旁总有一群浣衣的妇女闲聊，冻红的手麻利地搓着，捣衣声在山谷间声声回响。

　　那时候，置办年货必须得一家人全体出动，一趟趟三轮车将满载而归的乘客放在村口。从早到晚，时时刻刻有人拎着大包小包，喜气洋洋地穿村而过，炫耀、闲话、祝福与笑声沿途而起。到了腊月三十下午，村里又忽然安静下来，各家各户都大门紧闭，只见炊烟渐次升起，然后年夜饭便在各家屋内热气腾腾地上桌了。

　　吃完年夜饭，村里的寂静就被打破。鞭炮声渐次响起，红灯笼也都亮起来，乡亲们喧哗着，慢慢聚集在厅堂与小卖部门口。除夕的夜晚属于彻夜的烟花、扑克牌和“春晚”。

　　如今，这些记忆和往事一去不复返了，我依然年年回乡过年，但村里却一年更比一年零落。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是因为村里的小孩子数量上不去。年味是靠小朋友的金箍棒炮仗点起来的。我们小时候，每家的孩子都不着家，就连写寒假作业都要一堆人围在厅堂的大桌子上一起写。写几行就开始满村子地跑，一群小孩子一起出门，可谓浩浩荡荡。从村头到村尾，没有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小孩，没有我们到不了的犄角旮旯。

　　可现在村里还能有几个小孩呢？不过是腊月三十才跟着父母回老家看祖父母的孩子。而小孩子少了的根本原因，则是养育小孩子的年轻夫妇渐渐都离开了村子，人丁不旺，自然风俗也就变了。更何况人人都有了手机，过年的方式自然也因为这个小小的“魔盒”发生了改变。

　　读研究生时，我曾在村里做过一个调查，调查为什么大多数年轻人离开了村子，那些还留下的人又是怎么想的。“我留在村里怎么了？有问题吗？”当我问到仅有的两户还在村里生活的80后夫妇时，其中一位这样反问我。我有点蒙。对啊，上千年的农耕文明，这从来都不是问题，如今年轻人扎根在村里，却有“问题”了？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总结的，我们的社会关系已经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抽离了出来，并在更广阔的时空中重建。村子里的青年，生活在别处了。受教育在村之外，工作在村之外，关系在村之外，乐趣在村之外。村里没有年轻人了。所以好多风俗无以为继，依附在它们上面的年味，自然黯淡了。

　　其实，就算留在村里，日子也早就跟以往不一样了。物以稀为贵，过去，村子里的年之所以显得特别稀罕，是因为那是极为难得而丰盛的农闲，年味之浓正在于此。可如今，谁还盼着集市开市了三五成群地“赶集”呢？哪一天不能给自己买新衣服呢？闲聊哪有任意点播的电视剧好看？凑人打扑克多麻烦，不如玩线上联机游戏。以往最能带起“年味”的鞭炮，也因为不利于环保，渐渐被禁止。村子里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山河风物也都依旧，却没了古老的习俗和记忆里的家乡。

　　其实，这也说不上有多不好。我们有了物质更丰盛的生活，我们随着历史的巨轮前进。历史的巨轮之下，总要垫上几分乡愁。如今，最眷恋家乡的我也离了乡，而除了家人之外，家乡也不再有许多我曾经眷恋的东西。我知道，老日子终究随着农业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好的坏的，都过去了。但我也并没有那么难过，我知道我们会有新的，我知道年总要欢欢喜喜地过，而我也期待着在今年回到我那不可取代的家乡。（中国青年报，陈了了 时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