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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话剧《繁花》:飘雪的上海冬夜,带走了很多改变了很多时间:2018-02-14 话剧《繁花》剧照 60年代 小说《繁花》的结尾,沪生和法国人说说笑笑,阿宝接到了旧情人雪芝的电话,回忆涌上心头,只能尴尬说一句“再联系”,挂了电话,此时,超市里传来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 1月26日-2月2日,一个礼拜,这首老歌每天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里响起,这部小说问世6年,几乎拿遍文学类的大奖之后,飘雪的上海冬夜,话剧《繁花》第一季的结尾,老歌归位,新人登场,他们站在舞台中央的转盘上,时光飞逝,一一谢幕。 坐在后几排的金宇澄,戴着帽子,淹没于满座的剧场深处,他虽然看了多遍排练,但是这歌声一起,仍然觉得晕眩,音律迅速传递了年代的回声,这种晕眩感一直延续到了话剧上海站的最后一场演出,他上台讲了几句,一再认为自己的语无伦次,“只是觉得感动。”感动,是因为小说结尾和话剧结尾的这首歌,以及台上这些年轻光彩的脸孔。 青年导演马俊丰,上海本土青年演员杜光祎、章涛、金珈,电子音乐家B6,多媒体艺术家雷磊……都是80后、90后,他们并不为大众所熟悉,其中最知名的是90后温方伊,话剧《蒋公的面子》编剧,如今她继续在南京大学读博士,导师依然是吕效平。文学需要得到一种反馈,老金是注重读者反馈的小说家,这也是他为何当年在网上连载《繁花》的原因,每天边写边收获读者的大量跟帖,在他看来是“极为奢侈”的写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我是50年代人,我写的文字能让80后90后热烈地表现出来,是我没想到的。”最后一场的演后谈,他上台跟每个演员握手。 谈到观剧的感受,他说,像是生了一场病的感觉,一种无能为力的紧张,虽然我看过排练,但还是坐立不安,激动、等待、陷入往事、不知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样状态的焦虑。首演那天,陈村在大厅碰到他说:原著能做到这个程度,挺了不起。 一 2014年,金宇澄在一次讲座中讲到了话剧改编,他的朋友、话剧制作人张翔的点子极好:《繁花》可做4部话剧,分别是上只角、下只角、男人、女人,人物相互穿插,像1930年代连台本戏那样,也可以在剧院4个房间同时演4部戏,想看哪出,就去哪个房间。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浸没式戏剧了。但4年之后我们看到的话剧,没有冒险,还是回到了和原著相同的叙事方式。 小说的叙事结构,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条故事线不停切换、闪回,一章旧,一章新,像一面镜子,不停对照。老金说,《繁花》用这种办法,可以省去时间叙事线的空间——像记忆那样跳跃,各种独立的印象串连起来,凸显灵动的记忆,如果是从头开始的平均分布,编年史一样的方式,是过于陈旧了。 话剧也是按照小说新旧对照的方式展开,以小毛、沪生、阿宝三兄弟的经历为主线。“话剧同样演绎了两个年代不断地对照,在花天酒地之时——旧事出现,原来他们还有这种过去——然后是新的覆盖,过去、现在轮番交替,当然,交换的密度和小说中不一样了,用一种话剧容量的方式和频率,我觉得很感人,甚至感觉到编导先让观众熟悉,之后开始加速度的交换。” 编剧和导演是懂老金的。如果仔细读小说,会发现《繁花》写到90年代部分,作者其实故意加快了速度,整部小说像一列火车缓慢开动,然后逐渐加速。可能读者不一定发现,小说新旧两部分的时间长度,是不同的 ,新时代部分,阿宝、李李、汪小姐等等一干纠葛男女,从常熟聚会一直延续到小说的结尾,其实十个月的时间还没到——汪小姐在常熟认识了徐总,之后怀孕,直到尾声部分她即将生产。而与之对应的旧时代,相当缓慢,最后和越过越快的新时代归并了,汇成一炉。“过去的时间很慢,在回忆中更是漫长,而崭新的1990时代,我个人认为,它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它非常丰富,也非常快速地更新和厌倦,是一种不断重复、忙乱的世象,新旧之间,是这样对比的。”金宇澄说。 1990年代进入一个和平时代,就和当下没有什么不同。老金常说,至今为止,1990年代的饭局还没结束,人们还在大量吃饭、大量“不响”(不说话,保持沉默)——“不响”和“饭局”,是他发现的中国特点。这种节奏,如果借用诗人、文学评论家陈建华的话来说,是一种上海的速度、上海节奏,“速度看得见、摸得着,上海自二十世纪初电车开通后,加快了行走速度,心理压力也被加重,却是无形的,而在全球资金流通进入数码时代的今天,商品奇观赏心夺目,诱惑实在太多,读者更容易分神。” 说到陈建华,他1964年写的一首诗,被金宇澄写到《繁花》文艺女青年姝华的手抄本里,借了人物的口中念出,舞台上也多次朗诵了这首诗。1月30 日,陈建华本人也来看戏了,在后台和小毛、姝华合了影。这是金宇澄特别喜爱的诗人,1964年上海唯一的颓废派地下诗人,比他年长10岁,1980年代去哈佛大学,退休后在上海交大做客座教授。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特别难受,少年时代我是没有这样朋友的,我心里立刻会想‘当年认识他该多好啊’。在那个混乱年代的上海,我们这些小朋友到处在寻觅这种‘武林高手’。这次看话剧,演员的朗诵提醒了我,特别想请他来看戏。” 梦中的美景如昙花一现 /随之于流水倏忽地消失 /萎残的花瓣散落着余馨 /与腐土发出郁热的气息 这首诗的气质,和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不一样,童安格的《忘不了》,姝华背的《苏州河边》也各有意味,但时光飞逝如电,时间过去了,时间留在音节中,不知是开心还是烦恼,不知是好还是坏,再闻一曲,人生的无奈、尴尬,包裹了观众。 《繁花》用到的民间歌谣、流行曲、弹词、沪剧、邓丽君、梅艳芳,比如“重谈笑语人重悲,无尽岁月风里悲”,故事里的人,故事外的我们,经历了这些年代,走到现在,能有什么新奇的想法?只能这么生活,当时的少年人在读无名氏的句子:“腐烂与死亡”,或变成小毛自己的态度,“退一步,只能求稳,求实”,除了“温柔同眠”,能做什么? 二 温方伊的想法,和金宇澄不谋而合。小说和话剧中,也就是距离美琪大戏院只590米的卡德公寓,“凯司令”蛋糕店楼上——小说称“拉德公寓”,是沪生家。舞台重现了沪生和阿宝为小毛过生日。小毛说,兄弟三人结了义,有难同当,有福同享。阿宝却借用了爸爸讲的话说,就是最好的朋友,最后也是各归各,因为情况太复杂了。 温方伊说,这是小说的情感落点。“对于《繁花》这个戏,其实有不同的选择方法,一种是按照原小说,一种是干脆把几个完全不相干的故事拼在一起,但它们可能表达了同一种主题和情绪,很多戏剧都会用这样的形式。之前有人说,你们能不能直接按照年代线走。我觉得第二种,个人没有底,我不敢这么做。如果直接按年代线走,会出来一个问题,因为《繁花》打算做三季,第一季如果只写60、70年代,第三季写90年代,就会觉得人物都没了根。按照小说的写法,我们是知道人物过去的经历的,才能理解为什么到了90年代他们会有那样的态度和做法,所以我觉得,90年代和60、70年代是不能拆分的。”温方伊说。 其实此前,金宇澄并不希望用女编剧。“女编剧容易走感情路线,而实际的小说是男人视角,担心会把感情线编织得过于女性化、感情化。小说有一种男人玩世不恭的气质,实际是他们的一种经验积累,大量属于他们视角的人生刻痕。为什么阿宝这么沉默?因为有一个旧时代经验托底,是慢慢形成的这种态度,其实在中国,不少男人会慢慢变成这样。女编剧容易弱化这些,因为对男人不了解。” 有时老金也想不清楚,不了解读者为什么喜欢这部小说,女读者特别多——也许是她们想看,一个上海男作家怎么写上海女人?“男人的视野应该更宽,女作者往内心走得更深,这没有性别歧视的问题,是担心会不会因为女作者的参与,而影响到本有的特点?” 温方伊觉得,改成言情戏反倒难了。“金老师怕女编剧会写得矫情。但小说里,男性在感情中基本上都属于被动的态度,都是女性主动,比如李李,梅瑞,银凤。我来改编,把它做成感情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无论怎么写感情,最后的落点,都落在男人们为什么在感情中有这样的态度,还是得挖这些人过去经历了什么,而不是单纯写感情。” 老金对话剧的改编非常满意。他说前几天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汪小姐这女人,也真是生命的悲哀,“虽表面上看,这个剧处理女性角色非常个人化,但因为不断出现过去的闪回,加强了一种力量,不只是留在表面的矛盾,观众会考虑到城市的个人命运。” 50后和90后的不期而遇。小说本身的戏份充足,细节繁密,金宇澄的写法,几乎不给改编者留活路,小说中甚至身兼数职:导演、编剧、舞美、服装,甚至演员——很多人建议老金可以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演一个角色。 温方伊说,阿宝的沉默,是改编中的难点,小说中1500多个不响,每一处涵义都不同,现在看到“不响”两个字,她还打哆嗦,“阿宝这人物实在太难写了,阿宝不响,又不做,基本把整本书梳理下来,除了他出来帮汪小姐跟徐总谈判以外,所做的实事,真不太多。” 老金说,阿宝是一个摄像机位。每个人有事说事,没事就沉默,空白部分,读者自己琢磨,自己发现,仿佛空无一物。而王家卫导演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金老师太亏了,换个作家可以写五本书,金老师却是给一勺烩了,“金老师的小说没有任何的影视倾向。”说到了改编话剧的话题,只关心小说的老金甚至认为,舞台上的演员,只要穿上当年的衣服,只要表演那个年代的人物关系,人与人的恨和痛,观众就会懂的。老金始终脱离不了小说思维,甚至认为,话剧可以减少男女情感的表达,搂搂抱抱,都不需要。 “小说家写性有几种类型。有一种是过干瘾的,不是为了小说的情景服务,是他自己想这么来一段,脱离了小说。我们做编辑的看到就会删掉。男女即使好得分不开了,也可以不写的,可以只写两人拉了手,这是因为我们大家有经验。不能是只顾自己过一把瘾,哪怕是做电影,做到了三分,做到大家都明白,是更好的。”小说中让阿宝“响”的小蓓蒂,在话剧第一季中没有出现。 “蓓蒂是让我们很焦虑的一件事,我们无法接受一个成年女演员去演蓓蒂,如果真让一个小女孩去演的话,又怎么让她和一个成年男演员在舞台上对戏?最后觉得,在舞台上还是不要让蓓蒂出场了,一出场都面临一种幻灭的危险,就让她作为一个完美的形象在台词中出现。但,这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担心阿宝在60年代的这段戏中会空,他就没有对手了。”温方伊依然有很多纠结。 三 纠结的,还有上海话。你有没有发觉,他们上海话讲得太快了。老金问我。我说,我是杭州人,虽然听得懂上海话,但是没法听出这些机关。但在剧场,演员说到一些上海本地腔时,上海观众的反应相当明显,共鸣的笑声,或是窃窃私语。《繁花》最大的特点是语言的活力。虽然是市民语言、生活语言、沪方言,却依然能用来读通。而话剧中,全部是沪语对白,筹划开始阶段,金宇澄并不同意用上海话演出。 “当时我是担心这个戏接近沪剧,过于世俗,俗了怎么办?”有意思的是,看完排练,这现象没有出现,到了正式演出,虽然一些老上海人表示,剧中小朋友的上海话发音不标准,“我们那时候不是这么讲的。”老金说,没有关系。要让现在的年轻人讲这种有尖团音的上海话,纠正他们的读音,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关系。 尖团音的上海话,是最有本地腔的发音,基本已经失传。老金说,这已经是现实,其实就是我们的方言、母语受到普通话的强大影响的后果,母语被几代人普通话的教育破坏了,几代人的语言逐渐就夹杂了普通话的后果,杭州话,应该也是这样,因为普通话的影响太强大,比如80、90后的年轻人讲的很多字,都明显带有普通话的口音。“但是问题在于,时间一直在往前走,方言保护人士很难保证将来的上海话,说不定就是这样的走向了,方言从来不受字典的约束,不像普通话一样,是标准进入字典的语言,它是活泼的一条小溪,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变。” 老金说,比如老一辈人说的杭州话,和你们这代人说的杭州话,肯定是不一样了。杭普话说得人多了,老一代人又死了,杭普话就传给下一代,小孩又在学校大量说普通话,夹入其中,这条河流一路带走很多声音,改变很多声音,在上游和下游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杭州人出国二十年,回来跟你们说二十年前他的杭州话,你们一定觉得怪,说他是老杭州话——实际是,他在外面,他的杭州话就停止变化了,杭州话、上海话,每天都在细微地变化,而我们感觉不到,一直往前走。这种改变,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但是哪天到台上演出,一开口,哎,发现不对了。因此“彻底还原”一种方言、母语的可能,是非常难的。在这一块上面纠结没有必要,大家能够注意到母语的重要,就是好事,时代已这样往前走,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了。 也因为,《繁花》是一本“看字”的小说,阅读时没法出声的世俗话语,到了剧场里,反倒是生出了另一种声音的对照,反倒暗合了小说的主题,人生的虚幻,抓也抓不住,那就让它去吧,就像小毛要死的时候说,惟一能够带走的,是过去和别人交往的记忆。话剧中,李李有时会讲几句洋泾浜上海话,符合小说人物的要求,扮演常熟徐总的马晓伟,其实是真正的上海人,却有意说一种奇怪混杂的语言,相当出彩,因为说这种怪话的人在生活当中也能碰到。话剧中的二楼爷叔,苏北口音,小毛娘,是本地土话,苏白尖团,包括女演员的台湾腔,姝华去吉林后的东北话,南腔北调,让金宇澄感到,这个剧给予观众许多语言上的刺激和享受。 谈到王家卫导演的电影《繁花》,如今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但是多年前导演就说,必须做上海话。当时老金担心会不会外地观众听不懂?王导说没有关系,我们看韩剧就看得那么火,同样是用字幕,不用担心。“确实这样,如今我们看字幕的能力特别强了,过去外国电影都要配音。话剧《繁花》的这种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语言,产生了声音的生动,这种快感,是我没预料到的。我们和老辈人最大的区别是受了普通话强大的干扰,当年老辈人到哪里生活,都要学哪里的方言,他们的听力、辨识度比我们强得多,现在的人,是眼睛厉害,读字飞快,过去是耳朵听得好,立刻知道你是什么地方口音。” 金宇澄觉得,能够享受非普通话的演出,很难得,这种使用非普通话“功能”的机会,如不在这种场合,是很难碰到的了。现都是同质化了,“比如到杭州,大家也都说普通话了,房子、马路也差不多,上海和杭州没什么区别。” 5月2日-6日,话剧《繁花》第一季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但是金宇澄不担心语言问题,担心字幕到不到位的问题。“很多人希望上海能有老舍《茶馆》这样的话剧。《繁花》当然不能跟老舍先生来比,但我觉得这个剧的整体性,可以代表本城的历史。上海容易成为一个通常概念的小资海派,事实上它本身的历史地气,它的记忆,不止是这些。老金感慨说,这部小说派生出来的话剧,已经正式脱离了母体,平安着地,完全能够独立成长了。“我一直是担心,现觉得它完全可以自己走路了。我希望它能在年轻人的呵护中,有更强大的生命力,非常感谢他们。”(澎湃新闻,文/马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