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如冰山

    读者比我更了解作品

    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也非常荣幸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演说，我多少觉得有得诚惶诚恐。人们觉得这类事情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且顺其自然，可是对于一个作家——至少是小说家而言——演讲常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就像学校课堂里区别书面和口头作业的差别，小说家更有写的才华，而不是说的本领。他已经习惯了保持安静，他演讲起来会吞吞吐吐，因为他早已习惯把自己的话删掉。在几遍的修改之后，他的表达可能变得明朗。但真的发言时，要修正那笨拙的语句就手足无措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演讲时一会儿踌躇迟疑，一会儿流利飞快好像我们等着随时被打断。这也是为什么我和许多人一样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在童年结束的时候。你希望大人们会读你写的东西。也就是以那种方式，他们才会静下来听你说，也不会来打断你。同时，他们才会真的了解你的心声。

    得知获奖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如梦如幻，我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选择了我。就在那天，我才强烈地意识到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得无知，而读者们对它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小说家永远成不了他自己的读者，除了在修改稿件时删掉手稿的语法错误、重复或者多余的赘述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书仅有一部分且模糊的印象，正如画家在天花板上画壁画一样，平躺在支架上描摹细节，距离太近，就没有作品的整体感。

    写作是一项奇怪的、孤独的活动。在开始写一部长篇故事的头几页总有叫人沮丧的情绪。每天你都觉得自己在一条错的轨道上，进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调转头去走另一条路。重要的是，不要屈从于这股念头，要坚持下去。

    当你快写完一本书的时候，感觉仿佛挣脱了，已经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我敢说，你写结尾段的时候，书会“展现”出一种敌意，迫切地挣脱你的枷锁。而且当它离你而去，也根本不留时间给你想最后的几个词。它结束了——这本书再也不需要你了，也已经把你忘却。从现在开始，它会从读者那里找寻它的自我。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强大的空虚和一丝被抛弃的感觉。这也是失望的表现，因为你和书的亲密关联是那么短暂。这种不满和未完成的感觉就驱动着你去写下一本书，再恢复两者的平衡。

   所以，读者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作品。小说和读者的关系宛如冲洗摄影胶片的过程。暗房里，影像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当你读小说的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化学反应。不过，要维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重要的就是永远别让读者透支，不知不觉地哄哄他，给他足够的空间让故事一步步地感染他，正如针灸的艺术，针要被插在精确的要点上，神经系统才能流通顺畅。

    我一直妒忌音乐家，因为他们掌握着比小说高级的艺术。诗人也是，很像音乐家和小说家。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写诗，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以前读过的让我共鸣的话：“写不成诗的人来当散文家”。对于小说家来说，音乐常常就是凝聚所有他观察到的人、景、街谱成曲，这对他来说可能还不完美。他会后悔没能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也没法写出肖邦的《夜曲》。

    我是一个战争的孩子

    诺贝尔奖宣布后用来代表我的一个短语提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出生于1945年的人一样，我是战争的孩子，更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巴黎，我的生命归功于被占领时期的巴黎。当时生活在巴黎的人想尽快忘记的地方，至少只要记得日常的细节，那些展现了他们所幻想的与和平岁月并无差异的生活点滴。后来，当他们的孩子问起当年的历史，他们的回答也是闪烁其词。要不然，他们就避而不答，好像希望能把那段黑暗的时光从记忆中抹去，还有就是隐瞒一些事情，不让孩子知道。可是面对我们父母的沉默我们明白了一切，仿佛我们自己也亲历过。

    被占时期的巴黎是一座古怪的地方。表面上，生活“像之前一样”继续——戏院、电影院、音乐厅和餐馆依旧营业。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去看戏、看电影的人还比战前多，好像那些地方就是能让人们聚在一起避难，靠近一起彼此安慰。可是，离奇的细枝末节都在说明巴黎已不是昨日的模样。鲜少的汽车、宁静的街道……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寂静之城——纳粹占领者常说的“盲城”。

    就在这样噩梦般的巴黎，人们会在一些之前从不经过的道路上相遇，昙花一现的爱情从中萌生，明天能否再见也是未知。而后，这些短暂的相遇和偶然的邂逅也有了结果——新生命降临。这就是为何对我而言，巴黎带着原初的黑暗。如果没有那些，我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巴黎一直缠绕着我，我的作品也时常浸润／沐浴在那朦胧的光中。

    一个作家的出生时间和那个年是他永久的标记。如果他写诗，诗句就表明着他所处的时代，也永远不可能在其他的时代里写成。叶芝的诗就是这个道理，我总是被《柯尔庄园的天鹅》所打动。叶芝在公园里看着天鹅在水中滑行：自从我第一次数了它们/ 十九度秋天已经消逝/ 我还来不及细数一遍，就看到/ 它们一下子全部飞起/ 大声拍打着它们的翅膀，/ 现在它们在静谧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测，美丽动人，可有一天我醒来，它们已飞去。/ 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 / 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 / 使人们悦目赏心？（裘小龙）译

    十九世纪的诗歌里常常有天鹅——波德莱尔或马拉美的诗里都有。但这首诗不可能是在19世纪写的。它有着20世纪才出现的特定的节奏和忧郁。

    20世纪的作家偶尔也会感觉被他们时代所禁锢。阅读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或带来一种特定的恋旧之情。在那些年岁，时间慢慢地流逝。那样的节奏与小说家的作品相得益彰，因为“缓慢”让作家的能量和精力凝聚。也是从那时开始，时间加速，断断续续地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是过渡的一代。我好奇着下一代，在互联网、手机、电子邮件和微博时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通过文学来表达这个注定每个人都会“相连”，而且“社交网络”侵蚀了一部分亲密和私密的东西。直到最近，私密被赋予了更多的深度，也可能成为小说的主题。不过我对文学的未来仍抱着乐观态度，我深信未来的作家会守护并继承衣钵，就像荷马以来每一代作家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作家总要在作品里试图表达一些永恒的东西，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尽管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安娜穿着1870年代的裙子，我们依然觉得她离我们很近。还有诸如爱德加·艾伦·坡、梅尔维尔、司汤达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离世后两个多世纪，远比他们在世时更受欢迎。

    用X光审视巴黎

    那么，小说家要和生活保持怎样的距离？他们需要与生活保持一点距离，因为如果一直沉浸其中反而会看不清生活本来的样子。但是这样的距离不会限制作者将书中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建立某种联系。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尔斯泰一下就从一个卧轨自杀的女人身上找到了小说人物的影子。宏观到托尔斯泰描写天空和风光，围观到他描写安娜·卡列尼娜睫毛的忽闪，这种写作者将生活写入作品的天分随处可见。这种状态不是自恋，因为这种状态需要同时忽视自我，并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不错过每一个细节。还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也不是需要完全将注意力投入个人的写作，而是要达到一种澄澈的境界来观察外界，才能最终写成一部小说。

    我就不冗长地叙述我的故事了，但是我童年的一些经历一定也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笔。我长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辗转于不同的地方和房子里。后来，这让我想试图通过写小说来解决这些迷惑，希望写作和想象力能最终帮我把这些零散的线索都串起来。

    爱德加·艾伦·坡在他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他坐在咖啡馆中观察那些在人行道上不断行走的人们，唤起了对人性的关注。他选择了一个长相怪异的老年男子，并通宵跟随他到伦敦的不同地方，以期更好地认识他。但是这老人是“人群中的人”，所以跟着他也毫无意义，这老人并不作为个体存在着，他只是大众过路者中的一员，行走在拥挤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

    诗人托马斯·德·昆西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件事，让他终生难忘。在伦敦拥挤的牛津街上，他和一个女孩成为了朋友，就像所有城市中的邂逅一样。他陪伴了她几天，直至他要离开伦敦。他们约定一周以后，她会每天都在每晚同一时间在大提茨菲尔街的街角见面。但是他们自此就再也没见过彼此。“如果她活着，我们一定都会寻找彼此，在同一时间，找遍伦敦的所有角落；或许我们就相隔几步，但是这不宽过伦敦街道宽的咫尺之遥却让我们永生没再相见。”

    随着时间流逝，城市里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都能引发起在这里出生或成长的人的一段回忆，一次碰面，一点遗憾或是一点幸福。一条同样的街道串联起一段回忆，这地方几乎构成了你的全部生活，故事在这里逐层展开。那些千千万万生活在这里的、路过的人们也都有着各自的生活和回忆。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帮助自己写作，我试着去找那些老巴黎的电话本，尤其是那些按照街道、门牌号排列条目的电话本。每当我翻阅这些书页，我都觉得自己在通过X光审视这座城，它就像一座在水下的亚特兰蒂斯城，透过时间一点点呼吸着。这么多年过去了，千千万不知名的人们留下的就只有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电话。有时候，过了一年，一个名字就消失了。翻阅这些老电话本，我会想，如果现在再拨打这些电话，大概多数都无人接听吧。后来，我看到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被深深触动了：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泪，/我的脉搏，我童年种疼的腮腺炎。/ 彼得堡……/ 你还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可以查寻死者的声音（王家新）译

    所以当我看着那些老巴黎电话本的时候，我开始想写我的第一本书。我要做的就是在这千千万的名字里，用铅笔划出某些陌生人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放纵自己，消失在大城市里。你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开始新生活。你也可以从一个孤立的地址开始长期调查一场预谋。我一直对搜寻令中的一句话非常有兴趣——“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人物、事件的消失和身份、时间的流逝都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以后，城市就成了小说家们的“领地”，很多伟大的小说家的作品都和某座城市密不可分：巴尔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永井荷风和东京、雅尔玛·瑟德尔贝里和斯德哥尔摩。

    小说看见冰山

    至于我的作品，授奖词说“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其实这样的赞誉不单单是对我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写作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特别的记忆，试图从往昔捕捉一些隐匿的、未知的，几乎在地球上没有留下痕迹的零零碎碎。当然，它们都与我出生的1945年有关。城市被毁，所有人都消失的情况让我，和我这一代人，对记忆和遗忘的主题更为敏感。

    不幸的是，我觉得只有普鲁斯特的本领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对过往的追忆。他描述的社会仍旧是稳定的，19世纪的社会。普鲁斯特的回忆让历史在其所有的细节中重现。如今，我感觉到记忆远不如它本身那么确定，始终处于遗忘和被遗忘的持续的斗争中。这一层，一大堆被遗忘的东西掩盖了一切。也就是说，我们仅仅能拾起历史的碎片、断裂的痕迹、稍纵即逝的且几乎无法理解的人类命运。但这就是小说家的使命，在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让褪去的言语重现，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

    （文/ [法]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 alwayszz、嘉信译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1945— ），法国小说家，1945年7月30日出生在法国的布洛涅-比扬古，是法国评论界一致公认的当今法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