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鹤图》徽宗题记并诗

    近北京故宫博物院隆重展出北宋剧迹：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轰动艺坛，一时名家论述甚夥。其中有些惯常望画胡扯者，信口雌黄，东拉西扯，随意抒情附会，满纸梦呓乱赞，行之有年，盲从者众，本不值有识一驳，然两岸外行逐臭之夫蚁聚蚊雷，遂令二三内行人士，于齿冷之余，有意为文纠谬，以正视听。

    敝意以为，既为梦呓，实不待拆而穿之；凡有附会，当明辨以后销之，故本文重点不在纠谬，而在开发王画研究之新天地。据《千里江山图卷》后之蔡京尾跋，此画作于“政和三年”(1113)，距今九百零四年：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从跋中可知，王希孟先前的画“未甚工”，不符合徽庙要求，“遂诲谕之，亲授其法”。希孟既经“诲谕”，领会“其法”，六个月内，创造出青绿山水长卷一件。徽庙虽然“嘉之”，但却不真心重视，既没用他特有的瘦金书为此图卷题签，也未为之命名，更不用说将之定为“神品”了。尤有甚者，皇帝居然还顺手就把此画赐给了蔡京，毫无爱惜保藏之意。而蔡京得赐之后的尾跋，主旨在彰显皇帝与他亲密无间的关系，对王画并无一字之褒贬。

    七年后，宣和二年（1120）夏，蔡京主编的《宣和画谱》成书，收录由晋至宋画家两百三十一人，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根本没有提到王希孟。可见希孟此画，只是部分符合了徽庙对绘画技术要求：“写生”与“重彩”，至于全画在美学内容与“诗意”探讨上，均无法满足徽庙的特殊严苛要求，缺憾实多，置之徽庙创设“画学”内的名画及名画家中，并不显得特别突出。

    《千里江山图卷〉前有宋理宗“缉熙殿宝”一印，显示此图曾入南宋内府；卷后接纸仅有元代高僧书法家李溥光大德七年（1303）的一则题跋。从元末到明末，王画并未受到鉴藏家及画论家的特别重视，题跋评论全无。清初梁清标入藏后，才为此画命名为《千里江山图》，到了1786年，乾隆皇帝才在画上题诗一首，内容俗陋庸鄙不堪，并无引用讨论价值。

    希孟作此图时还年轻，画法恪遵唐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学典范，对苏轼“论画求形似，见与儿童邻”的新典范，尚无体会。对徽宗创立“画学”，以“诗意”追求“画外之意”的美学用心，亦所知不多；仅在技术上，遵循徽宗“色不掩墨”的原则，将青绿重彩，重新施之于墨笔山水之上，突破了唐人的重彩画法，并有可喜的表现，受到嘉许。

    自王维通过画“雪景”突破重彩写实流行的重围，提倡画道应以“水墨为上”，追求表现个人简净情思的意境，经过唐末五代诸山水画大家的努力，“水墨”已经无所不能，成为绘画主流，单以墨色，就可充分表现四季微妙的变化。三百多年后，时至北宋末，水墨山水画的创作语言及文法，已完全丰富成熟。让彩色重入水墨山水，只是徽宗绘画革新在技术上的一项尝试，并非绝对必要。我们看完成于王画之后的《清明上河图》，便又恢复到以水墨为本的画法，只在画卷中的杨树枝，设上浅淡的汁绿。由此可见，在徽宗、蔡京君臣心目中，对绘画技术嘉许，只是层次较低的嘉许，彼此随意收授王画，显示二人对此作，并未真正在意。

    至于此图在元明两朝不受重视的原因，当是受赵孟頫、黄公望师徒的“古意”说及“学画如学诗”此一新美学典范的影响。赵氏主张画要有“古意”，真正的意图是指“绘画要与古代大师对话”，也就是主张绘画，不止于“外师造化”，而且还要有“文化历史感”，反映绘画的文化传承。而黄公望主张“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这种画家习绘画应如文人习诗文的理论，确立了日后“文人画”的基础。王画在这个新的美学典范中，遂遭遇了与范宽《溪山行旅图》一样的尴尬命运。

    我们以王画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对照，便可察觉二画在徽庙宫中的待遇，有天壤之别。《清图》大约在《宣和画谱》成书前后完成，故书中并无记载。据金朝张著的题记及明朝大学士李东阳的尾跋，我们知道现存张画的前面，应该还有一窄条几公分的郊区景致，隔水处有徽庙以瘦金书题签“清明上河图”并钤有“双龙”小藏印。可惜经过几次重裱裁边，此画的郊景与题签，都遗失了。由是可知，徽庙对《清图》较为满意，不然不会为之题签，并定为“神品”。在主题、意象及结构上，《清图》都较花半年完成的《千图》复杂数倍，象征繁复，寓意深远。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张以大河为主题的长卷，密集出现于徽宗在位二十五年的末端，好像要与盛唐玄宗命李思训、吴道子画嘉陵江山水的故实争胜一般。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二画的出现，当与徽宗即位初期所发生的特大祥瑞事件有关。

    宋徽宗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登基，前后年号有五，分别为崇宁(1102)、大观(1107)、政和(1111)、重和(1118)、宣和(1119)。历代帝王以年号纪，始于汉武帝十九年，年号“建元”。此后所有新出的“年号”，为求吉祥气象焕然一新的缘故，都尽量避免采取已经用过的字或字组，此一原则，虽非绝对，但历代君主启用新年号时，多半尽量遵守，例外不多。可是宋徽宗，这位最讲究“祥瑞”与迷信的“道君”，居然一口气连用了三次“和”：“政和、重和、宣和”。究其原因，旨在庆祝他在位期间所遇到的三次特大祥瑞：“黄河清”。据《宋史》载，徽宗在位期间，遇到三次“河清”的时间分别为：

    大观元年（1107），“乾宁军、同州黄河清”；

    大观二年（1108），“同州黄河清”；

    大观三年（1109），“陕州、同州黄河清”。

    《左传•襄公八年》云：“《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历来都认为“河清”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祥瑞”，史书遂有“圣人出则黄河清”的说法，彰显其盛。《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云：“大观元年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蔡绦《铁围山丛谈》记录“黄河清”这件超级吉祥的大事，立刻被谱写成新曲流传，还在韩城建立记念此一祥瑞的“河渎碑”。据和吉《司马祠——黄河札记》所述，此碑至今尚在。

    大家都知道，徽庙道君是个非常迷信的艺术皇帝，不但对祥瑞之事，极端重视，对记录祥瑞的绘画美学及内涵，也要求极高。他认为建于北宋开国初的“翰林图画院”不堪担当绘画更上层楼之重任，遂于登基三年后，另外在“太学”系统中成立“画学”(1104)，开科招考画士。不过六年后，“画学”的表现，似乎不尽如人意，他在大观四年(1110)三月，又让“画学”脱离“太学”，归并入“翰林图画院”，又在1125年，将之全部裁撤。

    徽庙登基不过六年，居然就遇到此等“河清”超级大应瑞事件，而且还是连续三年三次，真乃帝王家国之幸，除了谱曲立碑外，更应以绘画隆重记之。而纪念“黄河清”的绘画工作，无可避免的，要落在已创立三四年之久的“画学”肩上。不过此图一直没有完成问世，到了1109年“陕州、同州黄河清”时，依旧没有下落。次年，徽庙把“画学”归并入“翰林图画院”之举，应该是反映了他对“画学”的失望。徽庙以图画喜庆祥瑞的例子，现存多件：政和二年壬辰(1112) 徽宗示意画的《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及政和七年丁酉（1117年）他亲自绘制的《祥龙石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都是以图画庆祝纪念祥瑞出现的例子。

    宋人邓椿《画继》记《宣和睿览》册中有《瑞鹤图》，上有徽宗题记并诗如下: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欝。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纪其实：

    清晓觚稜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

    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

    似拟碧鸾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

    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

    《瑞鹤图》徽宗题记并诗

    新岁伊始，元宵刚过，正月十六日，忽有仙鹤群聚飞翔于汴京宣德门上，众臣工皆以为吉兆，徽宗立刻指示“翰林图画院”以图志此祥瑞之庆，画成结果令他非常满意，于是在图后题记并赋诗赞之。小小一桩群鹤飞鸣皇宫之上事件，便被视为稀有的瑞应，要隆重制作诗图，以为纪念，彰显今上的盛德。那五年前开始发生的“黄河清”超大连串瑞应事件，应该受到更隆重的图画讴歌，以彰显帝王的圣明。

    《瑞鹤图》后过了五年，政和七年十二月，徽宗依道士刘混康之言，在汴京东北建“艮岳”抬高地势，改善皇室风水。宰相蔡京特设“花石纲”，专司其事。其间，臣工得太湖石状如祥龙以献，徽宗大喜，视为大宋国运祥兆，因亲图《祥龙石》一卷，并以诗赞之曰：

    彼美婉蜒势若龙，挺然为瑞独称雄；

    云凝好色来相借，水润清辉更不同。

    常带瞑烟疑振鬣，每乘宵雨恐凌空；

    故凭彩笔亲模写，融结功深未易穷。

    《祥龙石图》徽宗题记并诗

    徽宗爱奇石入髓，得此“祥龙石”，当然要竭尽全力，躬自精心绘制。此事证明，徽宗对应瑞画要求极高，“画学”及“翰林图画院”的生徒，等闲不能迎合上意，符合要求。必要时，他会亲自下笔制图，不愿假手他人。比“祥龙石”还重大的“河清”祥瑞，理当受到更隆重的对待。大观三年，黄河第三次清，而徽宗却在大观四年(1110)，将“画学”撤消。合理的推测是，徽宗自大观元年（1107）第一次河清起，就下令“画学”生徒为此作画纪念，结果皆不称旨。接下来两年，“河清”祥瑞再三的传来，而“画学”生徒，依旧没有令皇帝满意的画作呈进。

    两年后(1112)，也就是《瑞鹤图》绘成的那一年，徽宗遇到了少年天才画家王希孟(1096-1119)，画作居然有称旨的潜力，大喜过望，立刻召入大内“文书库”，亲自调教。次年，也就是政和三年(1113)，王希孟以《千里江山》图卷进献，希望能符合徽宗纪念庆祝“河清”祥瑞的雅意。不过，据蔡京在此卷的尾跋显示，徽宗此一期望，似乎又告落空。大约在六后，徽宗改年号为“宣和”，命张择端绘画卷志庆，他终于等到了符合心中理想的“河清”应瑞画作，因此赐名《清明上河图》并为之题签。而此时北宋内忧外患加剧而来，皇帝已无心赋诗题跋大肆庆祝了。

    从艺术品味多元化的今天看来，少年天才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难得一见的北宋青绿山水长卷，虽不能完全符合徽庙的艺术理想与品味，但仍是唐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美学典范的代表作之一，人与画，均为绝世稀有，列为国家一级重宝，谁曰不宜？（澎湃新闻，文/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