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棠参演作品 资料图

    中国电影博物馆于10月28日隆重举办王晓棠从艺65周年纪念展，这个展览将展出3个月，这是向党敬献的一束鲜艳艺术之花。办王晓棠这个展览，如何给主人公定位？明星？将军？艺术家？王晓棠非常明确、掷地有声地强调说：我是一个兵！她满怀深情地说：“我是党和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乳汁把我哺育大的，我是党的一个兵，我是人民的一个兵！”

    王晓棠是美丽的。稍微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她扮演过的角色：《神秘的旅伴》里的小黎英，《边寨烽火》里的玛诺，《英雄虎胆》里的阿兰，《海鹰》里的民兵连长玉芬，《鄂尔多斯风暴》里的乌云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金环和银环……她在14部电影里成功扮演了15个角色。

    王晓棠因塑造景颇族少妇玛诺在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青年演员奖”；她因塑造金环和银环，在196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中，以绝对优势赢得最佳女演员奖；在1995年为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暨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时，她被评选为“中华影星”和“世纪影人”。在荣获“世纪影人”的15位女演员中，有胡蝶、阮玲玉、周璇、舒绣文、上官云珠、张瑞芳、白杨、于蓝、谢芳……在谈获此殊荣的感受时，王晓棠这样对我说：“我感慨的是，这些演员，如胡蝶、阮玲玉、周璇，都是我妈妈崇拜的偶像啊！我现在排列在她们当中，真是感慨万千，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晓棠的妈妈汪家棠，后来叫汪健，于南京专习油画，笙箫管笛，无所不能。只因身体欠佳，晓棠的父亲才给她改名为“健康”的“健”，希望她从此健康起来。晓棠小时用了妈妈名字的尾字，唤作“小棠”。小棠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啃大部头的书：《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水浒》《茶花女》《浮士德》《傲慢与偏见》等。读初二时，她的演讲在整个重庆市学生演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父母期望她长大以后从事文学、历史、语言或法律方面的工作，不愿她去当演员。1952年，总政文化部派黄宗江等人到上海去广邀名角，要在已有的歌舞团、话剧团之外，再成立总政京剧团和越剧团。但事先没有招收一般成员的计划，晓棠是特殊的一例。当她被通知入伍的时候，母亲连夜从杭州赶到上海，她很想改变女儿的决定，一直到火车站的月台上，母亲仍想说服女儿留在华东发展。极力推荐晓棠的黄宗江说：“伯母，放心吧，把她交给这七个字，错不了。”母亲看到黄宗江用手指着自己胸前的那块醒目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

    晓棠有天赋的灵性，她更肯于下常人不肯下的苦功。她是一位非常有创造个性的演员，在《野火春风斗古城》里同时饰演两个长像酷似而性格却截然不同的角色。谁能知道她可以把原著读得倒背如流？她悟出了金环泼辣爽快且深沉成熟，银环文静内秀且稚气单纯的不同性格。有一场戏是药房里姐妹相会，剧本中有许多台词，晓棠觉得姐妹俩对话过多。于是，她试着一句句地删，删到最后干脆就没有对话了。她设计了用姐妹俩的眼神表现整场戏的情节，原来剧本中的台词只剩下金环说的三个字：“老地方。”善纳群言的导演严寄洲采用了她的建议，拍出的效果出奇的好。

    1983年1月，晓棠来沈阳参加迎春诗歌朗诵音乐会，她选中了我的《关于鸟儿的思考》一诗，在沈阳迎宾馆住下后，她托王刚打电话邀我去谈。她直率地对我说：“我读诗绝不照顾，我不喜欢的绝不读。”她说她在北京时没有刻意地背这首诗，读读就记住了。她非常谦虚地提出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如“怎样”改成口语“怎么”，“赏给我”改成“奖给我”，特别是“傻小子”得改成“傻闺女”……我感受到了她对艺术一丝不苟的执著精神。套用后来晓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对事业从来是“讲究而不将就”，但她待人却是异常的随和、亲切、热诚、仗义。这也是她的一种美丽。

    就说1983年她来沈阳的那次演出。她是乘坐11次特快列车来的。一路上，她和列车员们处得很熟。女列车长不经意地对她说：“哎呀，我们知道体育馆有这个演出，遗憾的是我们看不上。”晓棠说：“你们想看的话，我来办，可以看到。”列车长说：“算了，算了，我们又不在一天休息，分几次倒班呢。”晓棠说：“那没关系。”并当场记下了车长的电话号码。晓棠下了火车就办这件事，可是谁也弄不到票，要票的人太多了。晓棠问：“买可以吗?”回答说：“买可以。”晓棠就按列车上工作人员倒休的日子和人头儿，买了30多张票，交到列车长手里。列车长要给钱，晓棠说：“这不合适。”

    1959年，晓棠25岁，一个月工资72元5角。剧团里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女演员小陈，生活困难，没什么钱买衣裳。春节前夕，晓棠邀小陈：“你跟我到百货大楼帮我挑件小棉袄怎样？”“好哇！”小陈高兴地跟她去了。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二楼卖棉袄的柜台前，晓棠问小陈：“你看哪件好看？”小陈挑了半天，看中一件紫红色的：“就这件好。”“好，我买了。”两人回到八一厂，分手的时候，晓棠把小棉袄塞给小陈：“这件小棉袄是送给你春节穿的。”小陈顿时愣住了，连说：“这不行，这不行。”晓棠说：“这件事你不要讲出去。你困难嘛，将来我有困难，你再帮助我。”

    厂里人常说：“王厂长尽是‘假私济公’。”1986年，晓棠拍《老乡》时，把付给自己的编剧费、导演费，全买了当地的特产折叠席子，叠起来是一个小包，打开来是一张席子，绿草编的，躺上去又软和，又凉快。摄制组的人和与拍摄片子有关的人，每人赠给一条，晓棠共买了近200条。仗义是一种快乐。晓棠真正在助人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她说：“自己给别人做了好事要忘掉，别人给自己做的好事可千万要记着。”

    晓棠的一切言行都被一个信念支配着，那就是“报答人民”。她带着自编自导的影片《老乡》摄制组到江南水乡，把一个战斗故事拍成了“不要忘记人民”的主题。这个剧组棒打不散，人心齐，士气高。原总政有关部门了解到王晓棠会做思想工作，就请她出席总政直属系统的政工会做经验介绍。其他人发言都有稿子，等到晓棠上台，主持会议的领导说：“王晓棠，你不要念了，就讲吧。”她一下讲了90分钟，讲出了长久以来蕴藏在她心中的观点：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光明面。每个人都有他的光明面。每个人也都有晦暗的时候，或者叫阴暗的瞬间。思想政治工作是双向的，不是你居高临下而别人低你一头。你在做他的工作同时，他也在做你的工作，居高临下绝对收不到好的效果。她还讲到：思想政治工作只有付出很大的真诚才会得到很大的真诚。她还强调说，我认为最优秀的人才能做思想政治工作。她出语新鲜的发言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晓棠爱才，只要你有才，她就敢大胆发挥你的才能。还是当导演的时候，拍《老乡》，两个摄影师都是第一次担任摄影助理。有人说：“王晓棠疯了，拿自己的片子开玩笑。”现在这两个摄影师都成了八一厂的重要骨干。晓棠当副厂长时，有一部片子，两个导演、两个摄影都是新手。有人说，两个导演、两个摄影中起码应新老搭配，或者导演是新的，摄影是老的；或者摄影是新的，导演是老的。四个人都是新手能行吗？实践证明了晓棠这次又看得准，大胆起用新人是正确的。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晓棠当副厂长时抓影片质量。她认为：电影厂就得片子好，片子不好就没有一切。绿化、计划生育工作当然也要好，可是首先得片子好。否则你光绿化好就该改成林业学院了。她当副厂长时立了一个规矩：厂里投拍任何一部故事片，无论是内景、外景拍的样片，她和所有相关的片室领导都要看，集思广益，哪个镜头好，哪个镜头不理想，需要重拍的立即重拍。有时候拍片子，外景地有几千官兵协拍，这样随时审看样片，不过关的马上重拍；重拍通过，把部队撤走。如果最后全拍完了才看样片，需要重拍时，把几千官兵再调来，何其难啊。晓棠这样抓，开始有人不习惯，后来都觉得这么抓好。一部片子，大家都关心，每一个镜头都精益求精。

    电影不是话剧，拍出的样片开始乱七八糟的，第三场可能在后头，第十五场可能在前头。晓棠熟读剧本，了解每个人物、每个场面。为使八一厂拍的片子能顺利通过，晓棠提出在口型双片时就请电影局的领导来看。有时电影局的同志都说不错、可以了，晓棠还能找出一些需要改的地方。丁峤同志感慨地说：“王晓棠把她当演员时对每个镜头精益求精的精神，用到了她要求厂里的每部片子上了。”

    厂里片子的预算最后都要送到晓棠那里。有一部片子，预算送到了她手上。这个预算包括化妆、服装、道具、烟火、制景等等，每个部门的预算表合起来，五花八门，厚厚一沓子。到晓棠手里是最后一关，按常理只须她翻一下、画个圈儿就完了。但她一页一页地看，一行一行地看。木料若干立方、服装若干套、毛巾若干条、圆口布鞋若干双、还有眉笔多少支、粉饼多少个……看着看着，她在预算单上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她将预算退回去，请摄制组各部门重报。结果，实实在在地压缩了摄制预算，而丝毫无损影片质量。应了厂里人们流行的一句话：“王厂长花公家的钱，特别抠门儿；花自己的钱，特别大方。”

    有一次她对我说：“如果你要把厂子办好，一天8小时肯定不够；如果你要当官，4小时就够了。有些事需要下了班，静下心来才能想清楚、办好。”她在当厂领导时，下班后每天要加三个小时左右的班。厂里一对夫妇有早起锻炼身体的习惯，他们说：“我们俩早上4点钟就起来了，晓棠的灯是亮着的，我们不知道她是起来了，还是一宿没睡。”在他们心里，晓棠的灯也是美丽的。（文艺报，文/胡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