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选》薛天纬 著

    李白的功业理想注定无法实现。因为他在追求功业的同时，又极端地坚持了人性之另一面，即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当李白意识到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时，把建功立业与精神自由放在人性的天平上衡量，他毅然决定放弃前者，于是上疏请还。功成身退的美妙人生理想遂成泡影。

    青少年时代，李白在故乡蜀中接受了多种文化的教育熏陶。他尝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还曾从赵蕤学习属于纵横术的《长短经》。这些内容总括起来，无非儒、道二家。

    儒家文化引导李白积极用世，作赋、学剑术、学《长短经》，都是用世的准备。为了谋求政治前途，李白在出蜀前就开始了干谒活动，他曾向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路中投刺”，又谒见过渝州刺史李邕。道家文化则引导李白出世而向往仙界，实质是引导他超越世俗功利而追求精神自由。儒、道二家文化相反相成，相互辉映，构成了李白的“人生观”。他以《庄子》中的大鹏形象来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企望乘运而起，并顺时而行藏。大约在二十五岁时，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走向蜀中之外的广阔天地，踏上了为实现理想人生的奋斗历程。

    李白出蜀后，漫游江汉、吴越，于开元十五年、二十七岁时来到安陆（今湖北安陆）。高宗时故相许圉师家“见招，妻以孙女”（《上安州裴长史书》），由此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据研究者考证，李白之妻并非许圉师嫡孙女，而是许圉师安陆老家的一位他房孙辈。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对其人生理想有具体表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即首先建功立业，然后归隐江湖。这种“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前半是儒，后半是道，实际上是儒、道二家观念糅合而成。

    李白于开元十八年“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上安州裴长史书》），即“初入长安”。他本欲通过干谒王公大人，扣开君门。但在长安遭到以卫尉卿张垍为代表的权贵的排斥，铩羽而归。初入长安的经历，是对李白天真而充满诗意的人生理想的严重打击，但他毕竟涉世未深，所以，对未来仍满怀期望。大约在开元二十八年（740），李白携女平阳、子伯禽移居东鲁，许氏夫人去世应是诗人离开安陆的直接原因。在东鲁，李白与韩准、裴政、孔巢父等结为“竹溪六逸”，隐于徂徕山。

    经故交元丹丘及玉真公主荐举，天宝元年（742）秋，李白奉玄宗诏入朝，为翰林供奉（天宝年间，翰林供奉也可称翰林学士）。入朝之初，玄宗对李白恩宠有加，“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序”）当年十月，李白在《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诗中写道：“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在诗人看来，“功成身退”的美好人生理想距离他似乎只有一步之遥。据“李序”和“范碑”所记，李白在朝确曾担任过“潜草诏诰”、“专掌密命”等机要事务，李白自己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也说当年“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但身为翰林供奉的诗人，其主要职分乃是以其诗歌才能侍奉玄宗的风流生活，《清平调词三首》的创作即是典型例证。生性爱好自由的诗人很快厌倦了这种类似俳优的生活，再加上宫中奸佞之徒的谗毁，李白渐被疏远。

    当他意识到建功立业的理想不可能实现时，遂于天宝三载上疏请还。“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序”）“魏序”云：“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应是当时实情。供奉翰林既给李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也使他的从政理想经历了一次大幻灭。

    去朝之初，李白一度被出世思想支配，他履行了加入道教的仪式，并沉迷于求仙幻想之中。但事实上他并不能放弃从政的理想。“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他仍期盼着君王的再顾。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报国无门，暂在庐山隐居。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岁末，奉永王李璘征召，下山入幕。“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永王是接受了玄宗的任命，为江陵大都督，在南方经营水军，并沿江东巡。李白怀着“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同上诗）的报国热忱入幕，却没有意识到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复杂与险恶。已经在灵武登基的肃宗，认为永王有异志，发兵征讨，永王于至德二载（757）二月兵败丹阳，李白因从璘而获罪陷狱。虽经江南宣慰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营救，一度出狱，但朝廷最终还是判处李白流刑中最重的一种，即流放极为边远的夜郎（今贵州桐梓）。“魏序”云：“宗室有潭者，白陷焉。”李白乃是宗室斗争中无辜的牺牲品。李白于乾元元年（758）踏上流途，次年春行至巫山，朝廷因天旱颁发赦令，因而被侥幸放还（研究界也有认为李白是到达夜郎后遇赦的看法）。

    晚年，李白在江南飘流，景况十分凄凉，但仍期待着见用于朝廷的机会。宝应元年（762）秋，李白作有《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可知李白有一次请缨从军的行动，只是因病半途而废。贫病之中，李白来到当涂（今安徽当涂），投靠县令李阳冰。当年十一月，李白于“疾亟”之时“枕上授简”，将编集及作序的后事托付给李阳冰。旧说以为李白这年冬即病逝，但李白《游谢氏山亭》诗开首即云“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显然是指代宗广德元年（763，即宝应二年）正月“安史之乱”彻底平定的时事，诗中又写了大病稍起的景况，所以，可以判定李白的生命延续到了这一年。广德元年冬，李白逝于当涂。次年初，朝廷尚不知李白死讯，曾为其授官，“范碑”记曰：“代宗之初，收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殁而称官，呜呼命与！”李白初葬于龙山，范传正为其迁葬谢家青山，成全了他的“终焉之志”。青山李白墓留存至今，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白诗歌传世约千首。李白的优秀诗篇之所以不朽，说到底，是因为它张扬了人性。人性是永恒的，而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相对文明、进步的盛世，才能为人性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有才有志之士，其人性的核心，是实现人生价值。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步入仕途，将自己的才智贡献给朝廷，建功立业，济苍生，安社稷。这种家国情怀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实具有人性的合理内核。

    李白本分是诗人，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诗的久远价值远甚于现世功业，正所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但他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头等大事。李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个时代纠正了此前数百年间朝廷用人选官唯豪门世族是举的“九品中正制”，而代之以“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制。李白那个时代的科举制度虽然尚不完善，而且每年录取的名额甚少，远不能在实际上解决士子们的出路问题，但毕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提高了读书人的用世热情，给他们带来了人生向上的希望。

    晋代诗人左思在《咏史》中曾无奈地感叹：“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李白则满怀解放感、幸运感地回答了“左思之叹”，他在《送杨少府赴选》诗中朗声高咏：“时泰多美士，京国会缨簪。山苗落涧底，幽松出高岑。”时代既然给了士子们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当然就要一显身手、踊跃攀上人生事业的高峰。李白正是这个时代广大士子的代言者。他之所以有资格担任这个代言者，是因为只有他把人人追求的功业理想发挥到了极致，他要做“辅弼”之臣，即姜尚、管仲、鲁仲连、谢安那样的人物，建立不世功业。

    李白企望的建功立业方式和途径是“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梁甫吟》）、“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古风》其十）、“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李白终身未参加科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是经由科举的上升途径与李白期望的“虎变”式进身有很大不同，此即“范碑”所说：“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这种绕过科举常规的“超现实”理想明显带着幻想性，但李白却并不觉得虚幻，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终生为其“大鹏之志”的实现而奋斗不舍。

    李白的功业理想注定无法实现。这是因为他在追求功业的同时，又极端地坚持了人性之另一面，即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他追求无拘无束、快意自在的生活。这里有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体现了道家文化以自然为宗的精髓。道家精神同样具有人性的合理内核。士人一旦步入仕途、或如李白那样进入朝廷，他便处在了皇权笼罩之下，进入了官场的人际“关系网”中。为了实现功业理想，他必得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独立人格、削减精神自由。然而这却是李白所不堪忍受的。他蔑视权贵，“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东鲁诸公》）。他甚至在皇帝面前也要保持平等的身份，居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不妨设想，李白入朝之初受到那样的宠遇，他如果能稍稍委屈、约束自己，功业理想当不无实现的可能。然而，他的态度却是“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当李白意识到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时，把建功立业与精神自由放在人性的天平上衡量，他毅然决定放弃前者，于是上疏请还。功成身退的美妙人生理想遂成泡影。

    李白终生都在追求建功立业与坚持精神自由的矛盾中跌荡拼搏，这种矛盾无法调和、克服，所以李白的遭遇始终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由此造成了他的“万古愁”，造成了他满含悲壮色彩的诗意人生。“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李白那些悲慨豪纵、震撼人心的饮酒诗，有着共同的主题，就是宣泄人生之“愁”，或如范传正所说“取其昏以自富”。

    李白遇到的人生矛盾其实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普通人也会遇到同样的矛盾，李白与普通人的区别，正如李长之所说：“就质论，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就量论，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所以，李白的诗篇就产生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李白就成了从古到今人们心中的精神偶像。当然，李白也有许多饮酒诗并非“举杯消愁”之作，这些诗篇抒写饮酒之乐，充溢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生活热情，这是对人性之另一侧面的表现，即人在世间总是希望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李白那些表现乡情、友情、亲情和爱情的诗篇，从本质上说，也是对追求生活幸福之人性的表达。

    李白属于“主观之诗人”，他的作品大多是以“我”为主体的抒情诗。李白做人崇尚本真的人性，他的诗歌同样崇尚本真，绝去人工，绝去雕饰，追求天然真率之美。他抒写情感，一任真情流注，没有任何顾虑，不受任何成规约束，甚至看不出艺术上的追求而独臻大匠运斤之境。他最擅于歌行与绝句这两种利于自由抒写的诗体。他的歌行随手挥洒，恣意铺张，浑灏流转，起落无迹，正所谓“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绝句脱口而出，信手而成，清澈如水，流转如珠，正如李攀龙所说：“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选唐诗序》）李白的诗无从效仿，无法复制，真正是自由的艺术，解放的艺术，高度人性化的艺术。

    李白是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性的人物，人们将他与杜甫并称“李杜”，又被人们誉为“诗仙”。李白诗历来为人传诵，经典作品家喻户晓，这本诗选以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为底本，共选李白诗歌289题343首，将李白诗之精华囊括无遗，较好地体现了李白精神和他的艺术风貌，也比较完整地展现了诗人的生平经历。这是一部较好的李白诗歌选本。（文/薛天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