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飞机在上海大肆轰炸扫射，促使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加强防空建设已经刻不容缓。是年，航空署署长兼航空学校校长葛敬恩先后订购了瑞典博福斯75毫米高射炮20门、德国西门子探照灯4副、蔡司2公尺基线测高镜、匈牙利葛马指挥仪等若干机件，成立了“航空署防空高射炮班”。1933年元旦，经蒋介石指示，以“航空署防空高射炮班”为基础，又在杭州笕桥创立防空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防空建设人才的专业学校。

    1937年春，国军炮兵第41团成立，下辖5个营17个连，团长由防空学校教育长李恒华调任，主要装备德国Flak18型37毫米高射炮，附以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和维克斯13.2毫米高射机枪。8月，炮兵第42团成立，团长缪范原是防校学兵营长、高炮营营长，该团下辖5个营，营辖4个连、3个连不等，共有16个连，装备以苏罗通20毫米机关炮为主，附以部分加装高射架的马克沁重机枪。炮兵第41、第42团的组建标志着国军防空部队已经初具规模。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首都防空司令部秘密成立，南京警备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挂名兼任，实际上由副司令、防空学校校长黄镇球负责。黄镇球急思设置防空情报所，拟在富贵山赶筑一处地下室，蒋介石得知需要两个月才能完工，明确表示“来不及”，并拨出自己防空用的鸡鸣寺地下室燃防空情报所之急。防空部队很快出台了拱卫南京的具体方案：以75毫米高射炮4个连、37毫米高射炮7个连、20毫米机关炮6个连、马克沁高射机枪5个连、150照空灯9副，配属南京（含安徽广德），掩护机场、兵工厂、水陆交通设备、发电厂及各重要机关。

    8月15日，15架敌机分两路首次奔袭南京，下午2时半，空军起飞迎战，高炮部队也纷纷开火御敌。部署在青龙山的37毫米高射炮首开纪录，发射三弹即击伤一架敌机，该机后来迫降杭州湾海面，机身沉没。布防在明故宫、大校场的75毫米高射炮和20毫米机关炮当日亦分别取得击伤日机的战果，据说蒋介石在中山陵观战，看到日机被击中，大为鼓掌。南京空袭频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一首打油诗描叙了11月11日的一次防空作战：“双十一，好天气，下午一时许，敌机来空袭……高射炮，打得准，四弹一齐上，击中一机身，先冒烟，后见火，往下堕，往下堕，浓烟发一缕，红光成两朵，中外千万人，鼓掌笑呵呵……”

    日本鹿屋海军航空队的“南京攻击战斗详报”印证了冯玉祥的记录：“下午2时43分，第一小队二号机被地面防空炮火击中，并起火坠落。南京防空系统日趋强化，而且射击的精确度不可小视。”8月18日，4架日本九六式陆攻机飞临南京上空，4门博福斯75毫米高射炮在指挥仪的统一指挥下实行对空射击。第一次4发炮弹打在敌机后方数百米。调整再打，打在敌机前方数百米。第三次齐射，但见天空中先是只有三朵烟花，观战的南京市民正纳闷怎么少了1门炮开火，突然看到1架敌机中弹冒烟，带着火光往下坠。

    照测部队同样给力，日军的战斗报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文字：“因被探照灯照射，无法准确瞄准，收效甚微。”甚至还有被探照灯逼退的例子，“第三中队在南京玄武湖上空被探照灯照射，为避免第四中队被照射，没有再继续前行。”“上午8时左右，防空测空机测知有两队敌机入侵。指挥部命令我们注意观测，加强警戒。等到敌机飞抵紫金山上空，我即命令‘准备射击！’炮手们屏息注视。当观测兵报告敌机已降到2000米高度后，我高射炮立即射击。炮声和敌机投下炸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城内许多房屋起火，但城墙依然无恙。”

    炮兵第42团1营3连副连长沈咸对11月30日的南京防空战斗记忆犹新，“当敌机再次俯冲投弹时，我第1排的炮手们终于击中了一架，敌机的油箱着火，拖着长烟，坠毁于夫子庙附近。午后，缪范团长前来视察、慰问，当场宣读了蒋委员长签署的嘉奖令，为全排官兵记三等军功一次，并发给犒赏银洋500元。”从1937年8月15日南京首次发布警报，到12月13日南京失守为止，日机一共空袭南京118次，高炮部队总共击落敌机12架。但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匆忙下达撤离命令，因事先准备不充分，导致致使许多重要武器无法上船过江。

    炮兵第41团第1营营长李甲之报告说：“对此种无计划混乱之撤退，冤枉之损失，殊为遗憾。退回者仅37毫米炮1门、20毫米炮4门。计损失练习队第1连博福斯75毫米炮4门、20毫米炮1门，第41团第1连37毫米炮2门、第3连37毫米炮1门，第42团第3连20毫米炮6门、第4连20毫米炮4门、第7连20毫米炮4门，照测队探照灯4具。”1971年9月，古稀之年的黄镇球在《防空十二年》一书中这样写道：“高射炮打飞机的确是够刺激，足以快意，但决不是一件便宜的事。这是纯防御性的作战，当抗战时，高射炮射程有限，敌机不飞临你的有效射程，没有法子去打它，能有打到它的机会，势必是自己这一方，先处于挨打的地位。最好的方法是让它不敢来侵扰，才比较合算。”（腾讯文化，文/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