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明朝文人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经说：“古之学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段话，出自韩愈所著的名篇《师说》。

    我们现在常说的继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前人的智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知识改变命运”，“知本经济创富时代”，以及“学而优则仕”拿文凭学位竞争“国考”等等，也都是从求学问道的文化启蒙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的老师，也是这样一代代师承过来的。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老师便都归于“至圣先师”孔子的门下。那么，“至圣先师”的老师又是谁呢？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按照《史记》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孔子的老师应该是老子。故此，应该说，老子是中国有文献可考的资历最老辈分最高的老师。

    所谓“诸子百家”之“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对教师或大学问家的敬称。老子、管子、孙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及鬼谷子等，诸子皆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一代学问大师。但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来，按照儒家编撰的“经史子集”教学习惯，我们一般所称的“子”，便成了“至圣先师”的专用称呼。其实，孔子也一贯有“不耻下问”的谦虚好学精神。“四书五经”之《论语》有云：“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在《师说》里也称：“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同时还举证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可见，孔子的老师除了老子外，最起码还包括郯子、苌弘和师襄。

    但以学科分类和进修课程的专业训练来看，孔子的学习成长和博学与多才多艺，也是来自于他对不同专长老师的“择善而从之”。从“克己复礼”的实用需要和学习目的出发，孔子首先是“问官”，就是了解周朝及古代以前的官制。这里的郯子，是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一带）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氏时代的官职名称。据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第二次朝鲁时，昭公盛宴款待。席间，鲁大夫叔孙昭子问起远古帝王少昊氏以鸟名官之事。孔子当时年二十七岁，在鲁国做个小官。他听说这事后，就前去拜见郯子求教“问官”。至今保存在曲阜孔庙内的《圣述图》，就有一幅插图叫《学于郯子》，讲的就是“孔子师郯子”的求学故事。孔子“问官”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推行了古代官制，但有关古代官制的学问都保存在四方的蛮夷小国’，这话很对！”

    与古代官制所配套的，就是官仪和礼乐。为此，孔子又悉心学习古乐。这里的苌弘，是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专门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是春秋时鲁国的乐官，擅击磬，也称击磬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就是这样一个由“问官”到“问乐”和“习琴”的专业学习过程。但从“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来看，这也还是属于“术业有专攻”的学习课程。换而言之，这也只是郯子、苌弘和师襄在分别向孔子传授各自的专业技术知识。可既然老师的第一职责首先是“传道”，那么“闻道有先后”不应就是“术业有专攻”之“术”吧？“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说“术业有专攻”之“学术”，就是“闻道”。那么，这可实在是“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但从这里，我们也便可以发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端倪。“黄老之说”为“道”，“百家之学”为“术”，“术业有专攻”是为求“术”之“用”。“道术用”的系统思维破碎，便必然会导致“尊术”以“罢道”的“师德沦丧”！

    正如作者此前的《唐宋之变：中国人为何千年“打不醒”》、《基因战争：“小白鼠”是怎样炼成的？》、《五胡乱华：治乱兴衰的千年追索》及《子曰诗云：中国人跳不出谁的手心？》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要说中国文化的源头，应该是起于“盘古氏开天辟地”的远古传说时代，经有巢氏时代的“安居造屋”、燧人氏时代的“光暖工程”和“冶铸开物”及“安全熟食”、燧人?m兹氏时代的“搓绳织衣”和“华服锦绣”、华胥氏时代的“女娲补天”和“兄妹磨盘”、伏羲氏时代的“远取诸物”和“作易八卦”、神农氏时代的“尝百草有中医”和“育五谷有稼穑”，黄帝时代的“造指南车”、“习用干戈”和“仓颉造字”，虞夏之际的“公私之变”与“礼法初具”，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个万年华夏文明的发展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从“伏羲作易八卦”到“黄老之说”，应是中国易理大道文化的本源主脉。

    所谓“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用，术万变而道不变，知不变而通万变”，这便是中国文化“道术用”的“天人合一”系统性整体思维。老子讲“黄老之说”，是在传道。其余诸子百家争鸣“学术”，是在求“术”之“用”。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黜道”而“尊术”，且惟尊儒家“一家之术”。中国文化系统的被阉割和日渐萎缩，便始于此“罢黜百家”之浩劫。

    当然，“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的拜师学习，也包括“问礼于老子”。本来，这也应是一个“问道”和“传道”的绝佳机会。但是，从“克己复礼”到“问官”、“问乐”和“习琴”，然后再到“问礼”，孔子向老子拜师学习的兴趣似乎还是集中在这个“礼仪”上。据说，孔子在十几岁和五十多岁时，曾多次专门拜见求教过老子。对于“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包括《史记》、《礼记》、《庄子》、《天道》和《天运》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昭公时期，曾到到周天子所在地洛阳去“问礼于老子”，那时他的年龄大约在十七岁至二十岁之间。《天运》中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时，孔子已经年五十有一。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另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从以上记载来看，孔子这次“问礼于老子”时，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对于孔子“问礼”，作为长者的老子却语重心长送给了他几句做人忠告。重复了两次的“毋以有己”，就是对社会要有公心，不能太自私。再就是“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不要狂妄，不要贪婪，不要有邪门歪道的企图。当时年轻名微的孔子，自然没有放过凭借“问礼于老子”而对外吹嘘一番，以借老子的名望给自己办班招生打广告。据载：“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曾。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有了这个“其犹龙”的老师旗号，“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孔门教学班报名学生的日渐增多，也便是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教育市场广告宣传效应体现。

    至于对老子的谆谆告诫，孔子是否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感触，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从“克己复礼”到“问官”和“问礼”的实用需要，以及从孔子后来“诲人不倦”的“仁义道德”等级礼教来观察，我们倒可以从老子《道德经》的相关论述找到答案。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又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可见，不“问道”而只求“克己复礼”之“术”，简直是“本末倒置”的“乱之首”。那么，究竟什么是“道”呢？道者，大也，深矣，远矣！我们也只能从“问道于老子”，获得一些启发和感悟。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所谓执本驭末，“大道惟公”。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发现，当初“孔子问礼于老子”时，老子为何反复提醒他“毋以有己”！事实上，虞夏之际的“公私之变”，正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开端。“礼初具于夏而成于周”，这个私有制的等级礼制，便恰恰是孔子不遗余力所追求的“克己复礼”。因此，与其说是“尊术”以“罢道”阉割了中国文化的师道传承，倒不如说是自私自利的物欲膨胀催生了这个私有制的贫富贵贱等级礼教。与其说孔子是“至圣先师”，倒不如说是自私自利的物欲膨胀在把孔子世代接力推向永恒的“神坛”！

    在历史上，昏君和暴君“失道”以至于“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固然是社会的灾难。而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失道”，则更会制造和加倍放大社会的灾难，这也是“知识就是力量”的体现。但整个社会的“失道”，又是由教育“失道”和老师“失道”所酿成的。因为包括“失道”的昏君和暴君，也都是给他进行文化启蒙的老师培养出来的。“救救孩子”，需要从“救救老师”开始。救中国，救民族，救文化，需要从拯救“师道之不传”开始！（风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