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关于梯田的记载

　　摘要：中国历史上山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发展，是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因为山区地理面貌、资源构成与开发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经济开发进程、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人口来源与构成、政治与社会控制体系以及文化形态，与平原地区相比，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所谓“山区开发”，主要指山区资源开发，即人类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改造山区的自然资源条件，以满足生存生活的需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谓“山区发展”，是指山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既包括山区经济的发展，也包括山区的社会发展（山区社会的建构及其变动）与文化发展（山区教育、民间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发展，则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社会力量的提高和文化总量（包括人才等）的增长，还包括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与和谐程度的提高，以及文化素质与潜力的提高。

　　山区开发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活动与山地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历史时期山区民众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开发利用山区资源，形成具有山区特点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并给山区生态环境带来影响；而山区环境对上述人类活动又带来诸多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山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根据人们开发利用山区资源的深度与广度，可以将历史时期的山区开发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距今1万年左右原始农业起源，至公元2世纪末，山区的经济形态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种植农业为辅，驯化与栽培的规模较小，且限于局部地区。大部分地区的农耕规模很小，农作物产出甚低，在民众生计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太大；而山伐渔猎畜牧，则在山区民众生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得到初步开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山区内地势较为低平的河谷、盆地及其周边的低丘岗阜地带，呈点、块状分布，规模较小。

　　第二阶段，自六朝至北宋末，山区农田垦辟有了一定发展：低山丘陵地区的河谷、山间盆地逐步被开垦成农田，局部地方形成了梯田，建设了中小型农田水利；但刀耕火种性质的“烧畬”仍是山区主导性的垦耕方式。在采集、砍伐等山林资源利用方式之外，种植茶、漆等经济林木，逐步成为部分山区重要的开发利用方式。开发较为成熟的地区主要是在黄土高原边缘山地、江南丘陵山地、淮阳山地、湘中丘陵山地等低山丘陵地区。虽然农耕产出在民众生计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加，但山林砍伐、山区林特产多种经营、经济作物种植以及渔猎采集，在民众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阶段，自南宋以迄于明清时期，浙闽山地、南岭山地，川东丘陵山地、粤桂山地、秦巴山地以及西南云贵高原山地渐次得到全面开发，山区种植农业、山林资源的多种经营、矿冶、手工业等均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各省交界山区，如川陕楚交界的秦巴山地、湘鄂川黔边的武陵—雪峰山区、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湘赣粤交界的南岭山地等，成为山区开发的主要对象，山地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山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已逐步脱离刀耕火种式的撂荒游耕—休耕制，而普遍推行连作制，河谷平坝及部分低山丘陵地区已逐步实行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轮作复种制，中高山地则普遍实行一年一熟制；山区均普遍引种、推广玉米、番薯等高产旱作物。山林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不断扩展，利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林副产品的加工与再生产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历史时期中国山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出四个特点：（1）外地人口的移入是山区人口增长的主因，并构成山区社会的主体，成为山区资源开发的主力。（2）土地垦辟与粮食作物种植虽然是山区资源开发的主体部分，而山林、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一直是山区开发的重要方面，在很多山区，采集渔猎、山林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多种经营一直是较长时期内山区民众最重要的生计方式。（3）山区资源开发多元化与经济部门多样性及其与山外经济结构的差异，是山区内部及其与外部物资流通、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山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带动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山区社会经济融入一个更广阔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去，使“山内”走向“山外”，并进而使山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具备了全国性意义。（4）从空间角度看，山区的开发，一般表现为两个方向上的拓展：一是由河口溯河谷（或山谷）而上，以纵向的拓展为主，地势缓慢地抬升，河谷越来越窄；经济开发在这一方向上拓展主要是垦辟河谷平地、种植水稻等作物。二是由河谷底部沿两边的山坡而上，以横向的拓展为主，地势抬升比较明显。这一方向上的拓展主要表现为山林砍伐、林特产品的采集与培育以及梯田的开发、种植旱地作物等。

　　山区地理位置多比较偏远，地形复杂，居住分散，所谓“深山重阻，人迹罕至”，山区社会秩序的建立、社会组织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网络，都可能有别于平原地区，有其自身特点：（1）王朝国家对山区的政治控制相对较弱，地方社会秩序之建立多有赖于土豪等地方势力；而国家为达到控制山区之目的，多采取因地制宜的变通方法，充分利用地方各种势力，遂形成了政治控制方式的多元化。国家控制力量的薄弱和地方势力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边缘山区的“自由”程度，从而吸引了更多的逃亡与流离人口，使山区社会显示出更为复杂多变的特点。（2）山区人口来源复杂多样，很多为逸出于社会体系之外的流民，属于所谓“边缘人群”，其社会关系网络多凭借武力，或以利相聚，或以义相结，或以血缘、地缘相类，具有强烈的“边缘性”。任侠尚义也是将边缘地带的人群组合起来的重要途径之一，盟誓、拜把等是山区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建立的重要途径。（3）山区往往是中国历史上诸种社会动乱的策源地，很多社会变乱和农民起义是在山区孕育成长起来的。以宋代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所发生的导致武力冲突的诸种社会变乱共有376起，其中发生在闽粤赣毗邻山区、浙赣交界山区，及湘粤桂交界山区的共有92次，处于赣南山区的虔州最为频繁。

　　在文化方面，山区呈现出强烈的多元性，特别是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原始巫术、异端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在边缘区域均有相当的影响，使山区在文化上表现出某些独特性。一般说来，山区“好祀鬼神”，又“崇重道教”，原始巫术及宗教信仰之影响较大，山区又往往是异端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之策源地。在山区，虽然有部分来源于民间的官方信仰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总的说来，官方祠庙所祀神祇、乡贤、忠烈等并不能得到民众的普遍信仰；民间信仰的主体部分表现为得到官府认可或支持的民间寺观杂祠，其所祀奉的神祇表现为明显的释、道、儒与民间神祇合流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山区文化虽然显示出强烈的多元性乃至异端色彩，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正统文化仍然逐步深入到山区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最终成为山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社会建构与文化建设，是中国各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首先，山区的开发与发展，“充实”了中华帝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内部的“空隙”，将山区各土著人群融汇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强化了王朝国家对各地区的控制。经过较长时期的开发，王朝国家强化了对山区的控制，逐步将山区土著居民及流移人口纳入到国家版籍系统之中，使之成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并建立起乡里控制与赋役征纳系统。同时，山区开发也加强了山区经济与平原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南方山区林木及林特产品的外运、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输入，往往是通过河流水路或河谷陆路通道进行的，所以，山区的开发促进了流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而不断一体化的支流流域经济又通过干流，汇入更大的流域经济体系，并最终进入全国性经济体系之中。简言之，山区的开发与发展，是全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中国山区的大规模开发，是在平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饱和的背景下展开的，山区吸收和容纳了大批富余人口，不仅为山区开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同时也缓解了经济重心所在的平原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山区的经济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平原地区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给全国经济的整体增长带来了新的契机。山区的不断开发，也是传统的生产关系不断扩展的过程。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经济方式的不断扩展，加大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方式的弹性，为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再次，在山区的开发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均出现了一些新因素；这些新因素的性质、演化方向虽不易确定，但至少丰富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并给历史发展提供了多元的选择空间。如明末浙东山区蓝靛种植业中，拥有山地所有权的“山主”将山地出租给“颇有资本”的“藔主”，藔主建好“藔蓬”，招徕“菁民”，“给所艺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菁民”则“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藔主为活，而受其佣值。”藔主与菁民的关系，是不同于租佃关系的新型经济关系。同样，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也可能在正统思想控制或影响较弱的山区萌蘖、成长。

　　总结历史时期中国山区开发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关键在于弄清怎样的开发利用方式是合理的、有效的，怎样的开发利用程度是适度的。应抓住资源开发方式与利用程度这一中心环节，分析山区开发与发展进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总结三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的经验，以及三者之间关系恶化的教训。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关系的相互恶化，首先表现在人口生活质量降低，人口的寿命缩短，在经济上走向贫困化，在文化和社会方面逐步走向衰落。其次表现在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环境退化，自然资源渐趋枯竭。在历史时期山区开发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各山区开发进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恶化几乎是普遍现象。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关系的良性互动，在人口增长与密集化已成为一种历史事实、资源储备又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经济、技术条件下，似乎是难以实现的。但在很多山区，特别是浙赣闽山区的一些地方和村落，也可以看到不少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的实例，这说明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资源开发利用观念以及切实可行的开发利用方式，并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这才是实现山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来源：《光明日报》 文/鲁西奇，厦门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