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5年的科隆市区，科隆大教堂在地毯式轰炸中幸免于难，依旧高耸挺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空军对德国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造成了众多平民伤亡和历史文化遗产损失。二战结束后，幸免于难的亲历者以及死难者的亲友都很难从自身经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对防空警报、炸弹爆破、大火和烟雾、恐惧和死亡等遭受空袭的场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追悼死者，安抚幸存者，地方当局也悉力保留大轰炸遗迹，筑立警示性纪念碑；每逢年节或周年，便在教堂废墟上举行悼念仪式。也有一些作家以日记、书信或者小说的形式，从哀悼的角度诉说个人或集体的经历。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成立，德意志民族再次陷入“人为制造”的分裂之中，而在分别加入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对待同盟国大轰炸问题上也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方针政策。

    民主德国自诩为德国共产党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继续，紧跟苏联的政治宣传，不仅严厉谴责英、美帝国主义轰炸德国城市，滥杀无辜平民的罪行，而且还坚决反对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一切敌视工人阶级，时刻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反动势力。但在197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缓和，两个德国之间关系得以改善，民主德国的政治家对西方国家和联邦德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大幅度转变，基本上不再使用“帝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等词汇，也不再提英、美“恐怖轰炸”之事了。1984年以后，德累斯顿图片档案馆历史照片库遭到关闭，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旧照片也被当作高级机密而加以封存，相关研究一律停止。

    在联邦德国，对于大轰炸的研究和讨论虽然从未遭到禁止，但也是一个涉及“政治正确”的敏感领域，容不得随心所欲，畅所欲言。盖自建国之日起，联邦德国就采取了“向西方靠拢”、“与西方和解”和“融入西方”的政策，并且以“历史德国的法律继承人”自居，甘愿承接纳粹德国的历史负担，自觉履行反思希特勒和纳粹党以全体德国人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赔偿受害人损失的义务。特别是自1950年代末起，随着联邦法院举行的一系列纳粹罪犯审讯和年轻一代对权威的激烈反叛，希特勒和纳粹党利用国家机器有计划地蓄意谋杀犹太人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揭露批判纳粹分子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罪行，剖析纳粹统治时期人性的扭曲，悔过自新，成为大多数德国人公开宣示的政治和道德义务。

    虽然不乏论述大轰炸的作品，特别是在地方史志中，对于当地曾经历的盟军空袭的描写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但除了少数右派或极右派鸣冤叫屈，大都只描写轰炸效果，并未深究盟军的责任。更有一些左派人士坦陈，大轰炸是同盟国对于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犹太人罪行的惩罚。德国民众遭受的苦难是本国统治者罪行的报应。这样一来，德国人自身的苦难便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为了避免引起战胜国的误解和愤怒，防止招惹否认纳粹罪行的嫌疑，许多德国人有意识地抑制和放弃讨论相关话题。也因为希特勒主要是利用“种族民族主义”进行蛊惑宣传，夺取政权，发动战争和屠杀犹太人的，所以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民不同，在联邦德国，“民族自豪”和“民族主义”也成为了一些讳莫如深的字眼。

    从1989年夏天开始，民主德国公民开始大量外逃，民主德国政局急剧动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苏联等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也先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90年10月，民主德国以5个州的形式集体加入联邦德国。统一后的德国沿袭了原联邦德国的国名，也继承了其注重历史反思的优良传统，并且反思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提高，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

    然而，随着德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被压抑已久的民族思想复活，“保护与命运共同体”观念开始广泛流行，爱国主义成为许多德国人热切期盼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原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档案的公开，使得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背景见诸天日，一些多年被淡忘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个别描写亲历大轰炸的作品得以重新出版，主要从德国“受害者”角度来看待英美空军在二战期间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检讨”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过失”甚至是“犯罪行为”的新作品也大量涌现。

    2002年，柏林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rg Friedrich）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一书，以“个人是如何经历大轰炸和如何处理这些经历”的问题为主线，详细描述了30多个德国城市遭遇英、美空军战略轰炸的情形和德国平民所经历的巨大灾难。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英、美空军轰炸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德国城市在军事上毫无意义，其打击德国人意志，策动反希特勒政权起义的目标并未实现，只是造成了文化破坏和大量平民伤亡。大轰炸所沿袭的主要是蔑视人性的军事教条，是对大约60万德国平民的蓄意谋杀，仅按当时的法律标准来看，也该算是战争犯罪。

    弗著的问世在德国社会激起了强烈反响，褒扬赞美者有之，反对否定者有之，百感交集、毁誉参半者亦有之。德国新闻记者、作家科拉·施泰凡（Cora Stephan）赞誉弗著写作的十分出色，既是“一部史诗，一部宏大叙事，一部对已逝亡灵的死亡悲歌”，也是“一部爱的宣言，是对一段深刻触动战后德国人的内心深处，从不愿轻易忘却的历史的恭敬”。

    作家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亲历者，其母亲死于美国空军的低飞扫射。他也称颂弗里德里希是一位“真正关心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专家”，能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作家的“语言技能”，对大轰炸历史及其结果做出全面系统并且生动感人的描述。施耐德还强调指出，大轰炸“严重违犯了国际战争法”，与纳粹罪行“既无因果关系，也无思想关联”。自以为“世界头号的历史清白国家”的美国实际上也是有罪的，其飞行员在二战中驾机向无辜平民低飞扫射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毁灭行动。

    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同样称赞弗著为一部令人震惊和发人深思的著作。在他看来，虽然希特勒首先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犯有种种暴行，但是英国人也以其特别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大轰炸和“区域轰炸”制造了许多非人道的和纯属多余的伤害。弗里德里希“印象主义式”论述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虽然不能取代系统分析，却是“披露事实真相的”。它彻底否定了英国方面的“战略轰炸”论，也说明大轰炸并非摧毁民众对于独裁者的支持的合适手段，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共同体恰恰是在德国遭遇大轰炸的局势下才集结而成的。

    与这些肯定意见不同，资深的时政评论家拉尔夫·佐丹奴（Ralph Giordano）对弗著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他批评作者很少关注大轰炸产生的历史背景，忽略了其战略形成的前提条件。弗里德里希在行文中使用了“蒙古人的毁灭性风暴”、“屠杀平民”等词语，把英美轰炸机的飞行员比作纳粹德国搜捕犹太人的“行动队”（Einsatzgruppen），把德国人躲避轰炸的地窖比作纳粹集中营焚烧死难者尸体的“火化场”（Krematorien)，把德国各地许多图书馆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这个事实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焚书事件”（Bücherverbrennung）相提并论，这就意味着把盟国的“罪行”与纳粹罪行混为一谈，其用心十分叵测。佐丹奴严格坚持左派立场，坚决主张继续反省纳粹罪行，反对片面诉苦。

    出生于防空洞的资深评论家福克尔·乌尔利希（Volker Ullrich）却对弗著“感情复杂”，既有认同又有批评。一方面，他承认弗著确如出版社所说的那样，是相关领域的第一部全面深入的专门研究，作者详细阐述了“毁灭的地理学”、德国人的心灵创伤和德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悲惨命运等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批评指出，弗里德里希没有说明英美空军战略轰炸产生的“政治—军事背景”，毕竟希特勒1939年对华沙的轰炸、1940年对鹿特丹和考文垂的轰炸早于盟国的空袭。弗里德里希还有意从语义学上把“大轰炸”与“大屠杀”等同起来，把纳粹罪行与盟国的“罪行”相提并论，这样很容易产生混淆视听的误导作用。

1940年9月，在纳粹德国空袭后的伦敦东部，几位无家可归的儿童。

    德国著名的社会史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同样承认大轰炸是残忍的，英、美空军的大轰炸制造了比德国空袭更大的苦难，但也批评弗里德里希很少关注空战的一般背景，没有将英、美空军轰炸德国城市的军事行动放到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总体战争）中进行分析；批评弗里德里希所使用的语言不够专业，具有强烈的“情绪化”倾向。在韦勒看来，英、美等国的大轰炸虽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应当追究其罪责，但纳粹屠杀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滔天罪行，足以使英、美的大轰炸对德国造成的危害相对弱化。丘吉尔和希特勒虽然都是战略轰炸的发起者，但他们所造成的伤害远不是同等级别的。弗里德里希不顾其他战争事件孤立地考察大轰炸，实际是要搞一种“时髦的受害者崇拜”。这种崇拜一旦泛滥开来，德国舆论就会逐渐丧失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宝贵成就，这就是对德国近现代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研究和反思，唯有这种研究和反思才使德国人在当今世界有了立足之地，也才能保证德国人未来的健康发展。

    海德尔贝格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克里斯托夫·雅尔（Christoph Jahr）指出，平民受难是一个“跨民族的经历”，弗里德里希只把德国人描绘为受害者，只关注大轰炸对德国民众造成的危害，没有清楚地说明战略轰炸首先是从德国产生的。他通过特定词语所表达的“悲哀和愤怒”很容易把人引入歧路，干扰正确的历史认识。他试图论证的英、美空军要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至少负连带责任”，希特勒和纳粹党要让犹太人为大轰炸赎罪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其他一些较为年轻的历史学家，如弗莱堡军事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霍斯特·博格（Horst Boog）和波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拉尔夫·布兰克（Ralf Blank）等也对弗著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指出该书并非客观论述，在学术上极不可靠，存在着大量的遗漏、粗糙、欠准确和解释错误等硬伤，主要依据二手文献而不是原始资料，虽然具有一种类似电影的戏剧性描述，十分生动形象，但却没有提供比国内外相关著作更多的史实。

    然而，弗里德里希勇于“破除禁忌”的“创新精神”却得到了那些渴望“正常化”的新右派的欣赏，巴伐利亚州施魏因福特的“埃里希和爱尔纳·克罗瑙尔基金会”（Erich-und-Erna-Kronauer-Stiftung）还在2010年授予他历史著作奖。

    一些极右派组织更是视弗著为新的法宝，进一步把英、美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说成是“恐怖袭击”（Terroroffensive）或“炸弹屠杀”（Bombenholocaust），非历史地、片面地将大轰炸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等同起来，甚至转换罪犯和受害者角色，将发动战争的罪行也转嫁到西方国家身上。移居加拿大的德国新纳粹分子恩斯特·曾德尔（Ernst Zündel）更是在网络上大肆宣扬大轰炸的残忍性，以便否认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声称：“真正的大屠杀在汉堡、德累斯顿、广岛和长崎。”自1998年起，越来越多的右翼极端主义者利用德累斯顿一年一度的大轰炸周年纪念，频繁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大肆宣扬反西方的保守的民族主义主张。其他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和协会组织成员也纷纷前来助威。

    值得欣慰的是，绝大多数德国人对“新纳粹”是同仇敌忾的。他们虽然回忆灾难，但并非为了寻衅复仇，而是要更深刻地反思战争，不仅牢记痛苦，而且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痛苦产生的原因，“努力不让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毋庸置疑，这才是当代德国人对于战争和德国人自身在战争中所遭受苦难应持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联邦德国才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广泛接纳，才能有更大和更美好的发展空间。（一枚石头 文/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二战期间英美对德战略轰炸”系列学术文章，原文有删减。图片源于网络）

    注释：

    Elizabeth C. Corwin, “The Dresden Bombing as Portrayed in German Accounts. East and West”, UCLA Historical Journal, 8th, 1987pp. 87-88.

    Elizabeth C. Corwin, “The Dresden Bombing as Portrayed in German Accounts. East and West”, p. 85.

    景德祥：“二战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学习月刊》2005年第7期，第31页。

    Ralph Giordano, Ein Volk von Opfern In: Lothar Kettenacker (Hrsg.), Ein Volk von Ppfern Die neue Debatte um den Bombenkrieg 1940-1945. S. 166-167.

    Volker Ullrich, Weltuntergang kann nicht schlimmer sein, in: Die Zeit, 28. November 2002.

    Hans-Ulrich Wehler, Jrg Friedrich: Der Brand, in: Deutschland Radio Berlin, 6. Dezember 2002.

    Christoph Jahrs Rezensionsnotiz,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12. Dezember 2002.

    Horst Boogs Rezension Der Brand,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10. Dezember 2002; Ralf Blank, Rezension von: Der Brand, in: Start, Ausgabe 2 (2002), Nr. 12.

    Jochen Boelsche, “So muss die Hlle aussehen”, in: Stephan Burgdorff/Christian Habbe (Hrsg.), Als Feuer vom Himmel fiel. Die Bombenkrieg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Deutsche Verlag-Anstalt, 2003, S. 24.

    La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Sachsen (Hrsg.), Verfassungsschutzbericht 2004 Freistaat Sachsen. S. 53 (PDF, abgerufen am 8. Dezember 2009)

    霍斯特·科勒：《自由之天赋——联邦总统霍斯特·科勒于2005年5月8日在德国议会全会纪念欧洲二战结束60周年的讲话》，王乾坤译，《北大德国研究》第一卷，第254页。